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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刚刚开放时认识的不是西方，而是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它们代售的西方。“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消除了中国与西方意识形态直接对话时“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因此，80～90年代，在中国的报纸与智库研究中，“亚洲四小龙”的报道与研究是一个理论热点，主体集中在两个方面：国家组织的出口创汇模式和儒家文化影响。2012年，当中国为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发愁时可能难以想象，80年代，“出口创汇”与运动员在领奖时的“为国争光”具有相同的神圣性，它已深深地渗入到国家经济基层部门的政治中并表现了那个时候中国对于出口的狂热崇拜。“出口创汇”在新闻中出现频率如此之高，还与出口所代表的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往有某种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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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激发了中国在自有文化（儒家）基础上对于经济困境突破的信心，无论是韩国企业界狂热的“三国热”，还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对于儒家文化的光耀，文化母体都源自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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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龙”的成功已经在中国的过去得以重现，“四小龙”的衰退却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足以警惕的重大事件。如果不是金融危机及时警示中国的经济结构危险，那么假设在欧美经济依然强大的条件下，房地产泡沫和高出口比例症合力后足以将庞大的中国经济击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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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四小龙”与后来中国黄金十年前半段的世界工厂完全是一样的全球化背景：“二战”后欧美世界在自由主义贸易理念影响下的双向全球化。先是日本完成了现代化经济建设，随即日本把接力棒传给“四小龙”，随后，中国从“四小龙”手中接过出口导向的全球主义生产方式。如果不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20世纪后半叶的流行和全球经济梯级分工，“四小龙”现象不可能出现。马丁·沃尔夫在他的著作《全球化为什么流行》一书中深刻总结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一轮全球化对于世界的福祉意义，即在不进行政治制度变革和意识形态对立的环境中，穷国通过人口红利与资源红利，仍然可以渐次建立自己的自由市场观、自由思想观并最终对政治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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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政府是“四小龙”腾飞的重要技术条件。威权政府的父亲哲学，其扶持大企业与家族企业的发展手法可以用制度经济学去理解，国家的组织加快了市场组织经济行为的速度并极大地节省了交易成本。国家的组织是为合约所做的担保，韩国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国1993年的经济思想大解放、新加坡的化工与工程业组织能力等，都有国家的“父亲”一般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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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龙”在90年代已经认识到出口的依赖不可长久，但一旦吸食上瘾，主动做经济结构转型的国家（地区）少之又少。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后期在服务业的转型上早走一步，台湾地区与韩国的工业体系过于庞大却难以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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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是名为“四小虎”的国家爆发的，“四小虎”是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四小龙”受到的冲击各不相同：香港的港元受到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的攻击后，几乎消耗光了自己的外汇储备，随后楼市腰斩，经济下滑；新加坡的出口受到了巨大冲击，这个“四小龙”中最西化的国家高积累的神话现形了，它的化工、工程等工业体系无法在这个地理面积过小的国家继续给经济带来动力；韩国的出口型工业生产“恐龙”受到的打击最大，那些全牌照的受国家照顾的家族企业中，至少包括起亚在内的七八家公司倒下了，韩国受日本的影响，它的经济结构是全盘模仿日本在50～60年代建立的，其循环全凭外部解决而国家又没有很好的外汇累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甚至出现全面捐赠黄金支持国家经济的举动（看，又是一个父亲式经济体制的案例）；台湾地区因为专注于吃IT硬件的全球代工和严格的外汇管制而受到的冲击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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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危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遭到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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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折点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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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龙”的衰落就是中国这条大龙黄金年代的开始。出口型经济、人口红利、威权政府、儒家文化等这几个东亚经济起飞国家（地区）的常备特征中国都有，而且，中国是“四小龙”文化直接或间接的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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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众文化来观察这一历史时期往往会被经济学研究者所忽视。“四小龙”经济繁荣时期，输出的产品与文化帮助和教育了中国内地的生产者向往全球化的文明。先是日本影视剧启发过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快速变革，随后借助电视与唱片媒介，混合着中国与西方元素的港台流行文化席卷了中国内地，商品敲开大门，附着商品符号的文化快速跟进。八九十年代，中国流行歌曲的大本营是在广州而不是北京，这一局面直到90年代后期才开始扭转。2008年时，港台歌曲和粤语的衰落宣告了“四小龙”文化影响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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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起来很像欧洲人在军事与传教士并肩工作的19世纪推进全球化的案例。文化与商品的并行前进，激荡出的历史文明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都有无数的例证，只是我们经历过这一历史样本的人回望这一段历史时感受更为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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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1993年后尤其是1998年以后快速推进的发展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四小龙”模式的升级版。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凭借全世界最大的人口红利基数和强势威权政府的推进，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连续多年的双位数GDP增长，帮助国家在经济体量上很快超过了一系列欧洲经济强国，最终在2010年超越了日本，直逼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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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国整个东南就是一个庞大的出口生产线，它们以江河、铁路、公路为血管，以地域为模块，密集地布下了银河般的工厂，一个工业园或一个县就像一条大装配线，快速地组装零件，拧成一个产品，快速运往港口。林立的船帆装载着“中国制造”，在大洋上划出长长的尾波，驶向美国西海岸、日本、东南亚并从马六甲向西到欧洲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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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的轮船也曾经以这样的方式在太平洋上划出长长的、密集的航线。“中国制造”使得中国沿海的港口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全球吞吐量最大的港口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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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退民进新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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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整个欧美世界已经动摇了他们的自由市场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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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哲学像气象一样多变，它在国家决策者和国民的心中只是一段一段的时光，并非永恒的信仰。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写入国家文件中，对于在意识形态群山重重的中国来说，是一件不易之事。从90年代末到全球金融危机前这一段黄金发展期结束后，全球化和自由市场哲学还在中国有市场吗？这是每一个讨论历史的人需要谨慎思考后才能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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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90年代末期，理论的清新空气与自由市场哲学的时尚式传播，是那时的经济与政治语境下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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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重大问题在那段时期的基本共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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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民营企业的历史地位；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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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在90年代末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国企改来改去，改到深处是产权。那时，关系国计民生的一大批企业都挣扎在存活线上：今天，利润如日中天的资源类企业在当时的生意是非常困顿的；金融类企业确切地说就是那几家大型银行，坏账累累；而以东北为代表的大型制造型国有企业体系和地理区域则进入了最艰难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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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品牛市和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确立前（1998年还在刺激内需，2002年时才看到世界工厂的突然崛起），凡是占领上游的资源型企业都没有下游的流通性小型民营企业有活力。大同乃至整个山西的煤炭企业在一片亏损的惨相中经历了十多年的变化都没有翻身；东三省的重工业基地，需要把一个体系连同它的地理意识、人文社会和意识形态全部推翻重来；金融类企业为改革前十几年积累的坏账通过新成立的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全部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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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顿的环境下做大手术的人底气更足，更义无反顾。“语境”是本书讨论中国经济时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词语，脱离语境来评论两次金融危机间的中国经济往往会产生自我否定的理论困境。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语境下，国有企业的大刀阔斧式改革才得以推行。由于国内的股市十分弱小，一批优质国企资产直接打包到香港与美国上市，换取管理与资本的积累，为后来的发展准备基础。这批A＋H股上市公司既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国企主体，也是做出微循环调整的生产关系单元。这一借助外部力量的改造在2005年的改革争论中受到了质疑，完全是因为脱离了历史语境的隔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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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体上可以把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看成一组辩证关系——“水落石出”。企业的产权像石头一样一步一步地明晰，企业的社会负担像水一样一步一步地下落。这些剥离出来的经济主体在A+H股上市后，一个新的商业力量群体在中国真正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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