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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重大问题在那段时期的基本共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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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民营企业的历史地位；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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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在90年代末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国企改来改去，改到深处是产权。那时，关系国计民生的一大批企业都挣扎在存活线上：今天，利润如日中天的资源类企业在当时的生意是非常困顿的；金融类企业确切地说就是那几家大型银行，坏账累累；而以东北为代表的大型制造型国有企业体系和地理区域则进入了最艰难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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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品牛市和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确立前（1998年还在刺激内需，2002年时才看到世界工厂的突然崛起），凡是占领上游的资源型企业都没有下游的流通性小型民营企业有活力。大同乃至整个山西的煤炭企业在一片亏损的惨相中经历了十多年的变化都没有翻身；东三省的重工业基地，需要把一个体系连同它的地理意识、人文社会和意识形态全部推翻重来；金融类企业为改革前十几年积累的坏账通过新成立的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全部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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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顿的环境下做大手术的人底气更足，更义无反顾。“语境”是本书讨论中国经济时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词语，脱离语境来评论两次金融危机间的中国经济往往会产生自我否定的理论困境。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语境下，国有企业的大刀阔斧式改革才得以推行。由于国内的股市十分弱小，一批优质国企资产直接打包到香港与美国上市，换取管理与资本的积累，为后来的发展准备基础。这批A＋H股上市公司既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国企主体，也是做出微循环调整的生产关系单元。这一借助外部力量的改造在2005年的改革争论中受到了质疑，完全是因为脱离了历史语境的隔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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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体上可以把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看成一组辩证关系——“水落石出”。企业的产权像石头一样一步一步地明晰，企业的社会负担像水一样一步一步地下落。这些剥离出来的经济主体在A+H股上市后，一个新的商业力量群体在中国真正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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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则慢于生产型企业，在采用机械法让四大国有资产公司剥离了坏账后，自身的改进则是借助一批股份制银行作为模拟竞争对象倒逼它们的自我意识。以招商银行为代表的股份制银行其最重要的存在意义是，它的总部设在离香港较近的深圳，并采取了一个相对开明和清晰的产权与管理架构，仅此一点，已经在普通用户的电子交易领域深深地影响了“四大恐龙”。最终通过引入战略性投资者后，四大国有银行和大型金融机构作出了一些阶段性的变革后便进入了平台期，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在一个专家型的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的小心调理下，国有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引以为荣的12%的资本金充足率建立了一个足够好的心理安全空间。但重新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却获取了它危险的合法性，也为今后十年的发展的不确定性埋下了不安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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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退民进，是朱镕基政府在以产权为入口中的企业发展战略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从一个经济领导人的世界观与决断力看，在90年代末强力推行的国企改革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在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下，以大量工人下岗和社会问题的堆积换取了刮骨疗毒式经济手术，其持续时间、影响范围、理论突破在全世界的国企业改革史上都是罕见的。在经济体制性改革暂告一段落后的今天来看这件事情，越加明白那是一段多么珍贵的改革时机，均一一为朱镕基政府所抓住。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也许仅为国企改革留出了那么五六年的短短历史时间窗。这是2005年后民间诟病的“国进民退”的历史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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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者需要注意到：当时，民营企业即使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发展，主体仍然在实业领域。实业领域从事生产的民营企业家是工业家，他们在一个依靠劳动力和工业技术为核心生产元素的领域里奋斗。无论是个人的产业信仰还是个人人格都带有较为朴素的特征。在自由主义的贸易与流通思想下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的事业以一种国家上升中的本分与自信慢慢成长，在“正和博弈”中获取个人财富的积累。这与2003年以后房地产业的发展中，实业资本进入房地产领域，并最终与金融资本合流的那一段发展相比，对于国家与国民心态都是一种正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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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币2005年升值前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冲突最终爆发了。这一历史因素是前述时期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没有意料到的，即使在受民间商业智慧影响最深的温州，地产商、炒房客作为一个群体与名词的出现，对于那里积累的商业信仰仍然是有明显的负面色彩的。实业资本进入房地产业后，触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领域——“土地问题”。土地性质的表述关乎政权立足合法性的深层基础。经济学家张五常在研究中国的土地制度后对于邓小平在1978年的“包产到户式”土地改革有非常精彩的评价，他认为，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一种了不起的中国大智慧，最终把产权理论问题留给历史，把产权真实感受留给拿到土地的农民。但人民币升值带动的房地产热，提前打开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时间窗口，并引发了中国过去几年来的最大的社会领域问题之源——城市拆迁与农村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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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因为在这一领域的投机式进入，在短短的时间内造就了大批的已经引起社会心理不平衡的富豪群并使它们在获取商业权利上的合法性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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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地租的增长预期，在建筑存活的固定时间内，土地的争夺是“零和博弈”，它并不是社会财富积累的有机方式，而是界面碰撞最严重的经济博弈方式。A拿到的土地多，一定意味着B拿到的少。在这一经济物资的争夺中，国家和国家扶持的国有企业代表的特定力量大举进攻争夺土地，民营企业则以地产商与土地微观决策者的合谋拿到了大量的土地。在两个商业力量的平衡中，地方政府与微观土地政策决策者群获得了大量的隐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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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0年这一段时间内，中国最大的物资有两种：土地与煤炭。前者是金融资本在争夺，后者是工业资本在争夺。它们经历了一个突然的爆发式发展，不但扭曲了自身，还因为带来社会的伤害而最终身披历史原罪。城市与农村的土地血拆、山西为代表的民间野蛮煤炭开掘与它们造就的一个暴富阶层，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在未来十几年社会各阶层与群体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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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资本因为其利润的原始冲动，像一列火车，前一段走在风光秀美的田野上，后一段则进入了光线昏暗的山洞中。企业史研究学者吴晓波对于过去百年的企业史有过梳理，他发现最终的企业败局中，历史与政治的环境元素的决定性影响不是偶然的。这段改革中民企没有一个很好的调适，使它始终没有进入国家的主流政治与文化话语，这是一个不得不反思的问题。2011年春天，温家宝在接受新华网的网友提问时，曾经用道德观的反思提醒地产商的利益诉求，这与经济利益与产权诉求为代表的90年代末的语境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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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也是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每一次经济刺激与拯救时，民营企业与农村社会都是增加就业与市场的头号选择，但不是每一次他们都被感恩。民营企业在东南沿海的分布，从更大的历史格局来看，就是参与全球化在亚洲的一段美好时光，在接过“四小龙”的发展接力棒后，民营企业把人口红利与儒家的灵活智慧发挥到了极致。自由贸易是比较优势的集中展现，这并没有错，可是如果历史不给出一个幸运的条件的话，这样的比较优势和它解放的人口红利、政策红利不一定会出现在中国繁如群星的东南民营企业群中。自由贸易是一个“正和博弈”，它帮助中国分享全球市场与财富，并分享了一个独立于中国商业文化的全球商业环境。广东与浙江的民营企业是最典型的代表。广东经济是最早的纯外向型民营经济，浙江则是内生性的外向型民营经济。它们很快就使所在的省份富可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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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批判经济学家张五常几年前的一篇文章，文章说中国处在人类历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制度中。这句话之所以受到批判，因为当时的社会心理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张五常的话如果放在2000年时，受到的欢迎肯定要比2010年时要多，因为一套涨价的房子就足以打垮政治家的信仰和经济学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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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对于这一段中国制度的评价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则是：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决策信仰者中，获得了一段黄金时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策者与智库经济学家都是美式的自由经济思想开明的推行者：市场配置价格与资源、建立服务型政府、放开民营企业发展、坚持自由贸易、把全球化写入党的文件、参加全球最大的贸易组织（也是自由思想信仰者）WTO、制度经济学家与市场派经济学家在学界掌握话语权并进入决策层，都是这一时期了不起的现象。朱镕基的经济班底与智库人群中，开明的市场派占据了主流，那时的一批经济学家，今天仍然是经济智库人群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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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哲学做总结，可以从一个更宏大的历史格局来看：“国退民进”不光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现象，也是全世界在对自由主义市场哲学信仰的语境下一个全球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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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后20年，自由主义在欧美世界平衡发展后的绝对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击倒苏联发展模式或东欧现象的核心因素。欧洲的社民思潮并没有阻挡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奉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导师的变革决心。即使在英国，“国退民进”对于这样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一个痛苦的举动；随后，雅克·德劳则在一个社民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地理环境中平衡地建立了单一的欧洲市场；法国总理若斯潘是历届法国政府中私有化决心最大的。那20年中，美国的里根与克林顿两位总统都使美国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发展并深获国民信赖，里根与撒切尔走的是一样的路线，克林顿不光是在技术层面将互联网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真正接受WTO才是克林顿政府的重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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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改革空气中，不光有邓小平，还有印度的领导人拉奥、巴西的卡多佐，他们不管来自什么阵营，但在接受市场和对于私有产权的认识上都是一个阵营的。“金砖四国”不是凭空发展起来的，3位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家和他们对于市场的哲学认识，也是20世纪80～90年代这几个国家崛起的重要因素。最值得警惕的是，南美的发展最后为社民理论与市场派的理念冲突所阻碍，中印两国则恰恰在意识形态上为后来的发展准备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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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证明，国家对于经济哲学的信仰周期往往不会超过半个世纪，在20世纪50年代电视技术出现后，这样的信仰时间段则缩短为20～30年。凯恩斯每隔几十年就要复活一次，弗里德曼将来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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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TO语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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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末期的中国洋务运动到21世纪初，中国与全球政治经济的语法体系对接只有两次：一次是20世纪初，与西方基本上同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第二次是21世纪初，与西方基本上同步加入了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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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使用统一的全球经济语法体系——WTO，帮助中国在意识形态上跨越了冷战后在政治上被划入边缘国家的事实，合法化地与全球经济交往。这样的语法与理论待遇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在中国未来10～20年的社会改革中的意义是：不但帮助政治的革新建筑了全球统一标准的经济基础，而且为未来的社会改革可能出现的阵痛准备了逻辑结构严密的全球化发展思路。一个有趣的类比是：后世的学者在研究公元前的秦国大一统时，把车同轨、书同文的标准化体系视为最伟大的历史遗产。那么在这个世纪初研究中国的发展时，一个在历史上一向建立陆权思维的封闭式中央集权国家，加入WTO正是为全球化的“车同轨、书同文”所作的历史性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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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WTO这个组织本身的演进来看，它仿佛把最好的一段发展时光给了中国，这段时光就是20世纪最后几年的时光；随后就是“9·11”事件，再往后就是全球金融危机及气候大会，无论是WTO还是全球化，它的底气最强的时候正是中国成为它的成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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