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482742
1704482743
国退民进，是朱镕基政府在以产权为入口中的企业发展战略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从一个经济领导人的世界观与决断力看，在90年代末强力推行的国企改革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在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下，以大量工人下岗和社会问题的堆积换取了刮骨疗毒式经济手术，其持续时间、影响范围、理论突破在全世界的国企业改革史上都是罕见的。在经济体制性改革暂告一段落后的今天来看这件事情，越加明白那是一段多么珍贵的改革时机，均一一为朱镕基政府所抓住。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也许仅为国企改革留出了那么五六年的短短历史时间窗。这是2005年后民间诟病的“国进民退”的历史参照。
1704482744
1704482745
经济学研究者需要注意到：当时，民营企业即使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发展，主体仍然在实业领域。实业领域从事生产的民营企业家是工业家，他们在一个依靠劳动力和工业技术为核心生产元素的领域里奋斗。无论是个人的产业信仰还是个人人格都带有较为朴素的特征。在自由主义的贸易与流通思想下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的事业以一种国家上升中的本分与自信慢慢成长，在“正和博弈”中获取个人财富的积累。这与2003年以后房地产业的发展中，实业资本进入房地产领域，并最终与金融资本合流的那一段发展相比，对于国家与国民心态都是一种正向的力量。
1704482746
1704482747
在人民币2005年升值前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冲突最终爆发了。这一历史因素是前述时期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没有意料到的，即使在受民间商业智慧影响最深的温州，地产商、炒房客作为一个群体与名词的出现，对于那里积累的商业信仰仍然是有明显的负面色彩的。实业资本进入房地产业后，触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领域——“土地问题”。土地性质的表述关乎政权立足合法性的深层基础。经济学家张五常在研究中国的土地制度后对于邓小平在1978年的“包产到户式”土地改革有非常精彩的评价，他认为，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一种了不起的中国大智慧，最终把产权理论问题留给历史，把产权真实感受留给拿到土地的农民。但人民币升值带动的房地产热，提前打开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时间窗口，并引发了中国过去几年来的最大的社会领域问题之源——城市拆迁与农村征地。
1704482748
1704482749
民营企业因为在这一领域的投机式进入，在短短的时间内造就了大批的已经引起社会心理不平衡的富豪群并使它们在获取商业权利上的合法性大打折扣。
1704482750
1704482751
即使有地租的增长预期，在建筑存活的固定时间内，土地的争夺是“零和博弈”，它并不是社会财富积累的有机方式，而是界面碰撞最严重的经济博弈方式。A拿到的土地多，一定意味着B拿到的少。在这一经济物资的争夺中，国家和国家扶持的国有企业代表的特定力量大举进攻争夺土地，民营企业则以地产商与土地微观决策者的合谋拿到了大量的土地。在两个商业力量的平衡中，地方政府与微观土地政策决策者群获得了大量的隐形收益。
1704482752
1704482753
2003～2010年这一段时间内，中国最大的物资有两种：土地与煤炭。前者是金融资本在争夺，后者是工业资本在争夺。它们经历了一个突然的爆发式发展，不但扭曲了自身，还因为带来社会的伤害而最终身披历史原罪。城市与农村的土地血拆、山西为代表的民间野蛮煤炭开掘与它们造就的一个暴富阶层，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在未来十几年社会各阶层与群体的心理状态。
1704482754
1704482755
民营资本因为其利润的原始冲动，像一列火车，前一段走在风光秀美的田野上，后一段则进入了光线昏暗的山洞中。企业史研究学者吴晓波对于过去百年的企业史有过梳理，他发现最终的企业败局中，历史与政治的环境元素的决定性影响不是偶然的。这段改革中民企没有一个很好的调适，使它始终没有进入国家的主流政治与文化话语，这是一个不得不反思的问题。2011年春天，温家宝在接受新华网的网友提问时，曾经用道德观的反思提醒地产商的利益诉求，这与经济利益与产权诉求为代表的90年代末的语境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差。
1704482756
1704482757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也是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每一次经济刺激与拯救时，民营企业与农村社会都是增加就业与市场的头号选择，但不是每一次他们都被感恩。民营企业在东南沿海的分布，从更大的历史格局来看，就是参与全球化在亚洲的一段美好时光，在接过“四小龙”的发展接力棒后，民营企业把人口红利与儒家的灵活智慧发挥到了极致。自由贸易是比较优势的集中展现，这并没有错，可是如果历史不给出一个幸运的条件的话，这样的比较优势和它解放的人口红利、政策红利不一定会出现在中国繁如群星的东南民营企业群中。自由贸易是一个“正和博弈”，它帮助中国分享全球市场与财富，并分享了一个独立于中国商业文化的全球商业环境。广东与浙江的民营企业是最典型的代表。广东经济是最早的纯外向型民营经济，浙江则是内生性的外向型民营经济。它们很快就使所在的省份富可敌国。
1704482758
1704482759
不少人批判经济学家张五常几年前的一篇文章，文章说中国处在人类历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制度中。这句话之所以受到批判，因为当时的社会心理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张五常的话如果放在2000年时，受到的欢迎肯定要比2010年时要多，因为一套涨价的房子就足以打垮政治家的信仰和经济学家的理论。
1704482760
1704482761
张五常对于这一段中国制度的评价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则是：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决策信仰者中，获得了一段黄金时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策者与智库经济学家都是美式的自由经济思想开明的推行者：市场配置价格与资源、建立服务型政府、放开民营企业发展、坚持自由贸易、把全球化写入党的文件、参加全球最大的贸易组织（也是自由思想信仰者）WTO、制度经济学家与市场派经济学家在学界掌握话语权并进入决策层，都是这一时期了不起的现象。朱镕基的经济班底与智库人群中，开明的市场派占据了主流，那时的一批经济学家，今天仍然是经济智库人群的主力。
1704482762
1704482763
我们将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哲学做总结，可以从一个更宏大的历史格局来看：“国退民进”不光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现象，也是全世界在对自由主义市场哲学信仰的语境下一个全球性现象。
1704482764
1704482765
20世纪最后20年，自由主义在欧美世界平衡发展后的绝对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击倒苏联发展模式或东欧现象的核心因素。欧洲的社民思潮并没有阻挡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奉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导师的变革决心。即使在英国，“国退民进”对于这样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一个痛苦的举动；随后，雅克·德劳则在一个社民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地理环境中平衡地建立了单一的欧洲市场；法国总理若斯潘是历届法国政府中私有化决心最大的。那20年中，美国的里根与克林顿两位总统都使美国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发展并深获国民信赖，里根与撒切尔走的是一样的路线，克林顿不光是在技术层面将互联网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真正接受WTO才是克林顿政府的重大进步。
1704482766
1704482767
亚洲的改革空气中，不光有邓小平，还有印度的领导人拉奥、巴西的卡多佐，他们不管来自什么阵营，但在接受市场和对于私有产权的认识上都是一个阵营的。“金砖四国”不是凭空发展起来的，3位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家和他们对于市场的哲学认识，也是20世纪80～90年代这几个国家崛起的重要因素。最值得警惕的是，南美的发展最后为社民理论与市场派的理念冲突所阻碍，中印两国则恰恰在意识形态上为后来的发展准备了环境。
1704482768
1704482769
历史经验证明，国家对于经济哲学的信仰周期往往不会超过半个世纪，在20世纪50年代电视技术出现后，这样的信仰时间段则缩短为20～30年。凯恩斯每隔几十年就要复活一次，弗里德曼将来也一样。
1704482770
1704482772
3.WTO语法体系
1704482773
1704482774
自19世纪末期的中国洋务运动到21世纪初，中国与全球政治经济的语法体系对接只有两次：一次是20世纪初，与西方基本上同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第二次是21世纪初，与西方基本上同步加入了WTO。
1704482775
1704482776
尤其是使用统一的全球经济语法体系——WTO，帮助中国在意识形态上跨越了冷战后在政治上被划入边缘国家的事实，合法化地与全球经济交往。这样的语法与理论待遇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在中国未来10～20年的社会改革中的意义是：不但帮助政治的革新建筑了全球统一标准的经济基础，而且为未来的社会改革可能出现的阵痛准备了逻辑结构严密的全球化发展思路。一个有趣的类比是：后世的学者在研究公元前的秦国大一统时，把车同轨、书同文的标准化体系视为最伟大的历史遗产。那么在这个世纪初研究中国的发展时，一个在历史上一向建立陆权思维的封闭式中央集权国家，加入WTO正是为全球化的“车同轨、书同文”所作的历史性准备。
1704482777
1704482778
就WTO这个组织本身的演进来看，它仿佛把最好的一段发展时光给了中国，这段时光就是20世纪最后几年的时光；随后就是“9·11”事件，再往后就是全球金融危机及气候大会，无论是WTO还是全球化，它的底气最强的时候正是中国成为它的成员的时候。
1704482779
1704482780
我们在一个历史框架中能够对WTO看得更清：第一步，20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化在欧美世界重新进入一个上升期，到了70年代，“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为这次贸易思想运动的一个果实；第二步，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也并不只是一开始就是自由贸易的推动者，他们断断续续在1980～1990年共识了WTO并陆续加入这一组织；第三步，WTO是一步一步将工业、服务业、农业纳入一个全球框架来讨论的，甚至农业的框架在中国加入WTO已经十年后仍然没有看到一个成果。
1704482781
1704482782
在WTO的历史框架下，国家间的思考成果惊人地同步：90年代初开始，全球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对于集体主义经济的纠正，印度开始放弃国家对于企业与行业的发展控制，中国则在“南巡谈话”后，解放了经济意识形态与庞大的农村劳动力；90年代末，全世界的电信私有化运动都开始了，拆分中国电信是那时的整个潮流中的一个案例；而欧美很多国家的外汇管制取消，也只是起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1704482783
1704482784
只是将历史的距离向后退10～20年，人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在90年代的那股新空气中，是如何与发达国家的广义宪政经济（包括适用于全球经济组织的制度）看齐的。
1704482785
1704482786
在朱镕基政府的强力推动下，2001年12月11日，中国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购得了WTO的俱乐部门票。这一天，这个今天仍然被称为“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向往外面的世界，一个年轻的开放经济体，可以不在乎旧的生产关系枷锁。WTO是全球化的经纪人，中国不仅一扫历史性自卑，而且对于自由市场的工业大生产方式有了自己土地上的亲身实践，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据统计，中国2001年底刚一入世，WTO的规范制度就热卖掉了200多万册。
1704482787
1704482788
那时，中国这个年轻的经济体在美国的身后向它前面庞大的对手要求购买这张票，这个年轻的经济体上升中的健康而纯真的素质几乎一致获得了强有力的国际舆论支持。“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是追赶者的一种语言策略，并坚定地答应了对手的一系列苛刻条件，包括金融与农业这样敏感的领域。甚至相比而言，农业领域是全世界的WTO谈判中最难的地方，恰恰是邓小平在80年代农村改革的成功，使中国在农产品谈判中作出了巨大让步，愿意为美国的柑橘、小麦、玉米打开中国庞大的市场。
1704482789
1704482790
发达国家对于农业产品的补贴并不一定是值得学习的。地理区域较小的发达国家往往对于农业的补贴比较高，农民的票决权和他们把农业看做国家文化方式的风景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在欧洲与东亚的小型地理区域国家表现得尤其突出不是偶然的。中国加入WTO时，日本对每一头奶牛的补贴是2 000美元，欧盟是913美元。相比日本、韩国等东亚发达国家对于农村市场的保护，中国对于农业生产单元的补贴很少而且也不具备补贴的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选择对农业领域的开放是富于战略眼光的，农业这一古老的产业和它与土地的绑定注定了它不会像工业品那样标准化、冰冷和易于侵略。李嘉图的比较贸易理论帮助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走出去，美国的大生产农产品走进来。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经济越是发达，地理禀赋差别越大，农业的艺术化生产就越有利于保护自己在本土的发展。除此之外，中国有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劳动力向工业化补给以及自身的城镇化，都使得2000年前后的入世农业谈判没有太多的技术与政治包袱。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当然依赖WTO给予的外国农产品跨国流通，中国自己还画出了一个18亿亩红线的圈子。粮食的自主生产与进口补给是安全的备份，这要比封闭的农业市场有利。批评者在理论上的错觉往往在于，放开农业市场意味着中国到处都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小麦。即使有农业补贴，跨越太平洋的运输对于出口国的粮食价格竞争力都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全世界能够在粮食上大范围输出的只有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经历了2009年的全球结构性粮食危机（东南亚、阿拉伯地区），经济学家重新发现，不必担心进口农产品会冲击本国市场，而是进口农产品盼都盼不来，2009年，泰国一度与越南都限制了大米的出口，令菲律宾的国内经济十分恐慌。
1704482791
[
上一页 ]
[ :1.70448274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