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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也是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每一次经济刺激与拯救时，民营企业与农村社会都是增加就业与市场的头号选择，但不是每一次他们都被感恩。民营企业在东南沿海的分布，从更大的历史格局来看，就是参与全球化在亚洲的一段美好时光，在接过“四小龙”的发展接力棒后，民营企业把人口红利与儒家的灵活智慧发挥到了极致。自由贸易是比较优势的集中展现，这并没有错，可是如果历史不给出一个幸运的条件的话，这样的比较优势和它解放的人口红利、政策红利不一定会出现在中国繁如群星的东南民营企业群中。自由贸易是一个“正和博弈”，它帮助中国分享全球市场与财富，并分享了一个独立于中国商业文化的全球商业环境。广东与浙江的民营企业是最典型的代表。广东经济是最早的纯外向型民营经济，浙江则是内生性的外向型民营经济。它们很快就使所在的省份富可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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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批判经济学家张五常几年前的一篇文章，文章说中国处在人类历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制度中。这句话之所以受到批判，因为当时的社会心理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张五常的话如果放在2000年时，受到的欢迎肯定要比2010年时要多，因为一套涨价的房子就足以打垮政治家的信仰和经济学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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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对于这一段中国制度的评价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则是：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决策信仰者中，获得了一段黄金时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策者与智库经济学家都是美式的自由经济思想开明的推行者：市场配置价格与资源、建立服务型政府、放开民营企业发展、坚持自由贸易、把全球化写入党的文件、参加全球最大的贸易组织（也是自由思想信仰者）WTO、制度经济学家与市场派经济学家在学界掌握话语权并进入决策层，都是这一时期了不起的现象。朱镕基的经济班底与智库人群中，开明的市场派占据了主流，那时的一批经济学家，今天仍然是经济智库人群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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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哲学做总结，可以从一个更宏大的历史格局来看：“国退民进”不光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现象，也是全世界在对自由主义市场哲学信仰的语境下一个全球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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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后20年，自由主义在欧美世界平衡发展后的绝对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击倒苏联发展模式或东欧现象的核心因素。欧洲的社民思潮并没有阻挡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奉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导师的变革决心。即使在英国，“国退民进”对于这样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一个痛苦的举动；随后，雅克·德劳则在一个社民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地理环境中平衡地建立了单一的欧洲市场；法国总理若斯潘是历届法国政府中私有化决心最大的。那20年中，美国的里根与克林顿两位总统都使美国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发展并深获国民信赖，里根与撒切尔走的是一样的路线，克林顿不光是在技术层面将互联网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真正接受WTO才是克林顿政府的重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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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改革空气中，不光有邓小平，还有印度的领导人拉奥、巴西的卡多佐，他们不管来自什么阵营，但在接受市场和对于私有产权的认识上都是一个阵营的。“金砖四国”不是凭空发展起来的，3位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家和他们对于市场的哲学认识，也是20世纪80～90年代这几个国家崛起的重要因素。最值得警惕的是，南美的发展最后为社民理论与市场派的理念冲突所阻碍，中印两国则恰恰在意识形态上为后来的发展准备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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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证明，国家对于经济哲学的信仰周期往往不会超过半个世纪，在20世纪50年代电视技术出现后，这样的信仰时间段则缩短为20～30年。凯恩斯每隔几十年就要复活一次，弗里德曼将来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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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170448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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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TO语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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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末期的中国洋务运动到21世纪初，中国与全球政治经济的语法体系对接只有两次：一次是20世纪初，与西方基本上同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第二次是21世纪初，与西方基本上同步加入了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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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使用统一的全球经济语法体系——WTO，帮助中国在意识形态上跨越了冷战后在政治上被划入边缘国家的事实，合法化地与全球经济交往。这样的语法与理论待遇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在中国未来10～20年的社会改革中的意义是：不但帮助政治的革新建筑了全球统一标准的经济基础，而且为未来的社会改革可能出现的阵痛准备了逻辑结构严密的全球化发展思路。一个有趣的类比是：后世的学者在研究公元前的秦国大一统时，把车同轨、书同文的标准化体系视为最伟大的历史遗产。那么在这个世纪初研究中国的发展时，一个在历史上一向建立陆权思维的封闭式中央集权国家，加入WTO正是为全球化的“车同轨、书同文”所作的历史性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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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WTO这个组织本身的演进来看，它仿佛把最好的一段发展时光给了中国，这段时光就是20世纪最后几年的时光；随后就是“9·11”事件，再往后就是全球金融危机及气候大会，无论是WTO还是全球化，它的底气最强的时候正是中国成为它的成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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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一个历史框架中能够对WTO看得更清：第一步，20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化在欧美世界重新进入一个上升期，到了70年代，“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为这次贸易思想运动的一个果实；第二步，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也并不只是一开始就是自由贸易的推动者，他们断断续续在1980～1990年共识了WTO并陆续加入这一组织；第三步，WTO是一步一步将工业、服务业、农业纳入一个全球框架来讨论的，甚至农业的框架在中国加入WTO已经十年后仍然没有看到一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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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TO的历史框架下，国家间的思考成果惊人地同步：90年代初开始，全球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对于集体主义经济的纠正，印度开始放弃国家对于企业与行业的发展控制，中国则在“南巡谈话”后，解放了经济意识形态与庞大的农村劳动力；90年代末，全世界的电信私有化运动都开始了，拆分中国电信是那时的整个潮流中的一个案例；而欧美很多国家的外汇管制取消，也只是起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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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将历史的距离向后退10～20年，人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在90年代的那股新空气中，是如何与发达国家的广义宪政经济（包括适用于全球经济组织的制度）看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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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镕基政府的强力推动下，2001年12月11日，中国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购得了WTO的俱乐部门票。这一天，这个今天仍然被称为“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向往外面的世界，一个年轻的开放经济体，可以不在乎旧的生产关系枷锁。WTO是全球化的经纪人，中国不仅一扫历史性自卑，而且对于自由市场的工业大生产方式有了自己土地上的亲身实践，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据统计，中国2001年底刚一入世，WTO的规范制度就热卖掉了200多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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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国这个年轻的经济体在美国的身后向它前面庞大的对手要求购买这张票，这个年轻的经济体上升中的健康而纯真的素质几乎一致获得了强有力的国际舆论支持。“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是追赶者的一种语言策略，并坚定地答应了对手的一系列苛刻条件，包括金融与农业这样敏感的领域。甚至相比而言，农业领域是全世界的WTO谈判中最难的地方，恰恰是邓小平在80年代农村改革的成功，使中国在农产品谈判中作出了巨大让步，愿意为美国的柑橘、小麦、玉米打开中国庞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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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对于农业产品的补贴并不一定是值得学习的。地理区域较小的发达国家往往对于农业的补贴比较高，农民的票决权和他们把农业看做国家文化方式的风景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在欧洲与东亚的小型地理区域国家表现得尤其突出不是偶然的。中国加入WTO时，日本对每一头奶牛的补贴是2 000美元，欧盟是913美元。相比日本、韩国等东亚发达国家对于农村市场的保护，中国对于农业生产单元的补贴很少而且也不具备补贴的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选择对农业领域的开放是富于战略眼光的，农业这一古老的产业和它与土地的绑定注定了它不会像工业品那样标准化、冰冷和易于侵略。李嘉图的比较贸易理论帮助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走出去，美国的大生产农产品走进来。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经济越是发达，地理禀赋差别越大，农业的艺术化生产就越有利于保护自己在本土的发展。除此之外，中国有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劳动力向工业化补给以及自身的城镇化，都使得2000年前后的入世农业谈判没有太多的技术与政治包袱。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当然依赖WTO给予的外国农产品跨国流通，中国自己还画出了一个18亿亩红线的圈子。粮食的自主生产与进口补给是安全的备份，这要比封闭的农业市场有利。批评者在理论上的错觉往往在于，放开农业市场意味着中国到处都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小麦。即使有农业补贴，跨越太平洋的运输对于出口国的粮食价格竞争力都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全世界能够在粮食上大范围输出的只有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经历了2009年的全球结构性粮食危机（东南亚、阿拉伯地区），经济学家重新发现，不必担心进口农产品会冲击本国市场，而是进口农产品盼都盼不来，2009年，泰国一度与越南都限制了大米的出口，令菲律宾的国内经济十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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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WTO谈判中的另外一个难题。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一度自卑到“狼来了”怎么办的地步。语言上唤醒这种恐惧感的是“狼来了”这样一种源自潜意识的畏惧，相关的准备工作分别有：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银行的坏账、设立了银行监管机构、银行上市融资、舆论对于金融行业的鄙视以唤起他们的自强之心。但入世后，按照既定的时间表，狼并没有来。人民币业务对外资银行开放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省会城市后，外资银行也没有大步扩张。在北京、上海等地，汇丰、花旗、渣打、荷银等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只是瞄准了有钱人群体并小心地经营一部分公司与个人业务。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因为将有毒资产卖给中国富人并血冼了他们的财富，外资银行一度臭名远扬、灰头土脸。金融危机后，工商银行股价超过美国花旗银行，其他国内金融机构资产规模也是名列前茅时，入世时的那种担心已一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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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美WTO谈判组在艰苦的讨价还价后终于达成共识，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中南海接见双方的谈判组成员时指出，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中国欢迎这一结果。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包袱沉重的国家，中国拥抱了WTO。2011年春天，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在撰文回忆这段历史时相当感慨，他说，中国做出的那一次历史决定富有战略眼光，它的功用甚至才刚刚开始发挥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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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WTO不久，“9·11”事件爆发，美国在战略上转入反恐议程。短短几年间，中国就成为全球工厂并成为WTO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9·11”在战略上为中国利用WTO发展经济给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时机，否则，在经济稍有突破时也会受到重重的外部压力。在国际时政中，这算是历史的偶然性，但历史的必然性是WTO对于中国本身的制度性改造。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后，WTO与全球化一夜间成为发达国家仇恨的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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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研究学者会注意到，在90年代末的中国共产党文件中，“全球化”这样一个词语出现的频率之高是令人惊讶的。WTO帮助这个国家在短短几年内就学会了“世界语”。整个二战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起步都是以重商主义为出发点开始的，这在中国也不例外。因此，文件中用全球化或WTO为自己的商品走向背书无可厚非，但WTO最终帮助在中国建立了一套全球化生产与发展的思想启蒙体系，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构建，这是真正的大事情。至少从2005年的改革争论中看，加入WTO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中国的1亿件衬衣的收益与一架美国波音飞机的跨国平等交换，是WTO的天平上最好的优势贸易理论表述。亚当·斯密的自由交换理论与李嘉图的优势交换理论，在100多年后为中国发育很晚的工业化体系与工业社会的建立仍然起到了导师作用。它帮助中国缩小了与世界的发展距离。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家马丁·沃尔夫在他的研究文章中曾这样论述：自1820年到1980年，全球化对于人类不同阶段的最大贡献是，它缩小了国家之间的距离；而对于一个国家内部来说，它的距离差别远远小于国家的外部差别。平均来看，很多国家内部的差别比例，在1980年与1820年并没有拉开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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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全球化经纪人的WTO组织，这个一年只有8000万美元运转经费的国家间组织，已经帮助中国建立了全球化的新语法体系：①资本市场的统一游戏规则；②金融实体的基本运营标准；③央行的分立；④货币政策渐进的权重强化；⑤降低汽车等核心行业的关税；⑥放弃对幼稚产业的消极保护；⑦部分地取消国家补贴；⑧国际通用的广义经济语法（法律、会计等）统一；⑨社会性领域的开放如文化行业中的多元文化合法性建立；⑩“三农”问题在全球化框架下解决的机制；自由贸易思想占主导地位，平等贸易思想为次要地位；党的文件中对于全球化的程序性论述；对于WTO的尊重与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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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10年间，WTO影响下的中国建立了一套接轨全球化的经济法律体系并开始渐渐使这些法的理念与国民的经济实践互相承认并结合为一体。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认为，法律是基于一个国家的思想与道德实践的产物。这10年的经济法律体系是在全球化这样的大背景下制定并实施多年，它对于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单是“产权”与“物权”这两个基本概念的深入人心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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