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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将历史的距离向后退10～20年，人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在90年代的那股新空气中，是如何与发达国家的广义宪政经济（包括适用于全球经济组织的制度）看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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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镕基政府的强力推动下，2001年12月11日，中国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购得了WTO的俱乐部门票。这一天，这个今天仍然被称为“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向往外面的世界，一个年轻的开放经济体，可以不在乎旧的生产关系枷锁。WTO是全球化的经纪人，中国不仅一扫历史性自卑，而且对于自由市场的工业大生产方式有了自己土地上的亲身实践，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据统计，中国2001年底刚一入世，WTO的规范制度就热卖掉了200多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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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国这个年轻的经济体在美国的身后向它前面庞大的对手要求购买这张票，这个年轻的经济体上升中的健康而纯真的素质几乎一致获得了强有力的国际舆论支持。“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是追赶者的一种语言策略，并坚定地答应了对手的一系列苛刻条件，包括金融与农业这样敏感的领域。甚至相比而言，农业领域是全世界的WTO谈判中最难的地方，恰恰是邓小平在80年代农村改革的成功，使中国在农产品谈判中作出了巨大让步，愿意为美国的柑橘、小麦、玉米打开中国庞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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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对于农业产品的补贴并不一定是值得学习的。地理区域较小的发达国家往往对于农业的补贴比较高，农民的票决权和他们把农业看做国家文化方式的风景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在欧洲与东亚的小型地理区域国家表现得尤其突出不是偶然的。中国加入WTO时，日本对每一头奶牛的补贴是2 000美元，欧盟是913美元。相比日本、韩国等东亚发达国家对于农村市场的保护，中国对于农业生产单元的补贴很少而且也不具备补贴的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选择对农业领域的开放是富于战略眼光的，农业这一古老的产业和它与土地的绑定注定了它不会像工业品那样标准化、冰冷和易于侵略。李嘉图的比较贸易理论帮助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走出去，美国的大生产农产品走进来。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经济越是发达，地理禀赋差别越大，农业的艺术化生产就越有利于保护自己在本土的发展。除此之外，中国有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劳动力向工业化补给以及自身的城镇化，都使得2000年前后的入世农业谈判没有太多的技术与政治包袱。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当然依赖WTO给予的外国农产品跨国流通，中国自己还画出了一个18亿亩红线的圈子。粮食的自主生产与进口补给是安全的备份，这要比封闭的农业市场有利。批评者在理论上的错觉往往在于，放开农业市场意味着中国到处都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小麦。即使有农业补贴，跨越太平洋的运输对于出口国的粮食价格竞争力都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全世界能够在粮食上大范围输出的只有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经历了2009年的全球结构性粮食危机（东南亚、阿拉伯地区），经济学家重新发现，不必担心进口农产品会冲击本国市场，而是进口农产品盼都盼不来，2009年，泰国一度与越南都限制了大米的出口，令菲律宾的国内经济十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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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WTO谈判中的另外一个难题。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一度自卑到“狼来了”怎么办的地步。语言上唤醒这种恐惧感的是“狼来了”这样一种源自潜意识的畏惧，相关的准备工作分别有：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银行的坏账、设立了银行监管机构、银行上市融资、舆论对于金融行业的鄙视以唤起他们的自强之心。但入世后，按照既定的时间表，狼并没有来。人民币业务对外资银行开放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省会城市后，外资银行也没有大步扩张。在北京、上海等地，汇丰、花旗、渣打、荷银等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只是瞄准了有钱人群体并小心地经营一部分公司与个人业务。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因为将有毒资产卖给中国富人并血冼了他们的财富，外资银行一度臭名远扬、灰头土脸。金融危机后，工商银行股价超过美国花旗银行，其他国内金融机构资产规模也是名列前茅时，入世时的那种担心已一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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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美WTO谈判组在艰苦的讨价还价后终于达成共识，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中南海接见双方的谈判组成员时指出，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中国欢迎这一结果。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包袱沉重的国家，中国拥抱了WTO。2011年春天，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在撰文回忆这段历史时相当感慨，他说，中国做出的那一次历史决定富有战略眼光，它的功用甚至才刚刚开始发挥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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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WTO不久，“9·11”事件爆发，美国在战略上转入反恐议程。短短几年间，中国就成为全球工厂并成为WTO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9·11”在战略上为中国利用WTO发展经济给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时机，否则，在经济稍有突破时也会受到重重的外部压力。在国际时政中，这算是历史的偶然性，但历史的必然性是WTO对于中国本身的制度性改造。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后，WTO与全球化一夜间成为发达国家仇恨的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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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研究学者会注意到，在90年代末的中国共产党文件中，“全球化”这样一个词语出现的频率之高是令人惊讶的。WTO帮助这个国家在短短几年内就学会了“世界语”。整个二战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起步都是以重商主义为出发点开始的，这在中国也不例外。因此，文件中用全球化或WTO为自己的商品走向背书无可厚非，但WTO最终帮助在中国建立了一套全球化生产与发展的思想启蒙体系，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构建，这是真正的大事情。至少从2005年的改革争论中看，加入WTO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中国的1亿件衬衣的收益与一架美国波音飞机的跨国平等交换，是WTO的天平上最好的优势贸易理论表述。亚当·斯密的自由交换理论与李嘉图的优势交换理论，在100多年后为中国发育很晚的工业化体系与工业社会的建立仍然起到了导师作用。它帮助中国缩小了与世界的发展距离。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家马丁·沃尔夫在他的研究文章中曾这样论述：自1820年到1980年，全球化对于人类不同阶段的最大贡献是，它缩小了国家之间的距离；而对于一个国家内部来说，它的距离差别远远小于国家的外部差别。平均来看，很多国家内部的差别比例，在1980年与1820年并没有拉开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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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全球化经纪人的WTO组织，这个一年只有8000万美元运转经费的国家间组织，已经帮助中国建立了全球化的新语法体系：①资本市场的统一游戏规则；②金融实体的基本运营标准；③央行的分立；④货币政策渐进的权重强化；⑤降低汽车等核心行业的关税；⑥放弃对幼稚产业的消极保护；⑦部分地取消国家补贴；⑧国际通用的广义经济语法（法律、会计等）统一；⑨社会性领域的开放如文化行业中的多元文化合法性建立；⑩“三农”问题在全球化框架下解决的机制；自由贸易思想占主导地位，平等贸易思想为次要地位；党的文件中对于全球化的程序性论述；对于WTO的尊重与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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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10年间，WTO影响下的中国建立了一套接轨全球化的经济法律体系并开始渐渐使这些法的理念与国民的经济实践互相承认并结合为一体。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认为，法律是基于一个国家的思想与道德实践的产物。这10年的经济法律体系是在全球化这样的大背景下制定并实施多年，它对于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单是“产权”与“物权”这两个基本概念的深入人心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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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170448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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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两套发展体系杂交——能量突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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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中国在90代末期开始的黄金十年发展期先放在100年来的几个地理空间中来关照。在一张世界地图上，几块大陆的海岸线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是全球化的母体。展开想象，它们的地理特征就像流动的物质一样，从高的地理区域流动的人力在低的海岸区域组装货物，然后交给大洋而帮助世界变平。这样的区域分别有英国的西海岸线、欧洲与美国的东海岸线、日本的东海岸线、中国的东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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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还没有开发出的海岸线有：印度的西海岸线、南美的东海岸线、西非优美的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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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世纪末，灯光最明亮的海岸线是中国东南沿海。海岸线成为全球化的母体，不光是因为地理新发现与商品的地理流动，还有强大的信息输送带——光纤连接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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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是人类历史上全球化最兴盛的时候，那时，商品自英国与欧洲西海岸而流向新大陆和远东地区。第一次全球化是完全在海洋运输与煤钢工业体系内的生产与流通运动。中国参与了这一运动，但并没有为这一生产力准备好自己的生产关系体系改造。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对于煤钢工业体和蒸汽速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论述，是对于第一次全球化最好的论述之一，其中的章节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激动。它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对于全球化大趋势的描述一样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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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的那一轮全球化，在中国留下的果实是一个没有完成君主立宪的封建国家的未完成的洋务运动。第二轮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1980年在欧洲与亚洲开始的新型工业化生产运动。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区西欧和日本双双在这短短的30年中完全恢复了经济竞争力，并取得了傲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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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到来后，欧洲与日本东海岸的机器轰鸣声渐渐低下来时，中国东南沿海的庞大生产线开始发动起来。100年前，洋务运动者一直梦想在这样的优质港口与海岸线实业救国。近代化的这一环缺失，只有100年时间，它不能成为看错中国经济趋势的参数。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重商主义）、地理位置（温带良港）、国民素质（儒家文化或者马克思总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民众的勤奋与团结）的对比中能够看到，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不是偶然的，除了欧洲西海岸，20世纪后半叶的表演全是在这里发生的，日本、“四小龙”、中国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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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发起的改革开放，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使中国经济获得了爆发式增长。这一次全球大生产运动与前几次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东南沿海的远洋货物航线与海底的电缆走向完全一致。海洋的上面是大宗的物资，海洋的下面是速度更快的“大宗物资”——信息。商品生产全球化与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混血式发展，使中国的这一轮发展在速度与量级上都要超过前几轮。它为21世纪初中美、中欧贸易战埋下伏笔也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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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式的商品全球化到中国式的生产全球化是一次大升级，它在一个信息网络的杠杆式支撑下获得了巨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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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理论在解释中国奇迹或未来的南亚奇迹时一定不要忘了互联网革命对于中国东南沿海发展的促进作用。沃尔玛在美国总部指令的货品，很快就能在珠三角生产并采购，物流在信息代码（物联网）的监督下，按照时间的嘀嗒声而一节一节地走向地球的另一头，全球化生产方式被互联网所精确分配与精确定义。60年代，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体——论人的延伸》中说，未来，人类社会最大宗的物资将不会在地平线上完成，而是在电话线上完成。光纤通信的跨地理大陆传输深深地启发了托马斯·弗里德曼对于全球化的推土机的思考，中国的“岸外生产”，正是这样的一台推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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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外生产从决策到收工都是在可控的对称信息下完成的，即使是交货速度也是跨越了夜晚后按远洋轮船与飞机的喷气速度完成的。衬衣、玩具是全球化生活方式的标准模块，今天在北京的凡客诚品上买T恤，在当当上买书正是这样的好案例。电子商品的生产，是中国东南沿海生产线最大宗的物资输出之一，它恰恰帮助了信息化的全球推进。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一次全球化大生产把物资生产与信息生产如此有机地捏合在一起。亚洲金融危机解构了“四小龙”的神话后，中国的全球工厂就快速地与互联网焊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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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大家讨论“腾笼换鸟”时才会意识到，东南沿海的大生产线是全球互联网浪潮中的一个线下生产组件，而不只是简单的代工生产。它有电子产品的OEM，也有ODM；它与计算机内存每18个月就更新换代一次的摩尔定理搅和在一起，也与苹果产品的艺术化电子生产奇迹搅和在一起；它在生产PC机，也在像印度一样外包来自欧美与日本的软件血液与芯片神经。中国沿海的任何一起地理事件（如地震、海啸）与历史事件（社会变化），都会对基于互联网的全球化大生产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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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预言人类的未来时，曾经这样论述：两种介质的杂交往往会爆发出核能量一样的力量。电子产品与普通工业品在中国的生产，正是遇到了这样一个黄金杂交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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