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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末，中国在整个东部海岸线建立的庞大的全球性工业生产线，并不是出自工业化心态的诉求，而是源于对于生存困境的突破，这无意中了却了百年历史心结而成为整个社会大变革的真正底层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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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预言，90年代的后期与21世纪的早期，一定会越来越多地被研究者写入中国经济史、中国开放史、全球化发展史、信息生产史……这十年，世界工厂与信息全球化的杂交，使中国东南沿海有了自1870年以来全球化与自由市场发展的一段黄金岁月。身处历史往往并不能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它的历史价值，尤其是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开始解决社会领域的问题时，对于第一个10年的经济发展史往往会充满怀疑。这不奇怪，批评者都是以当下的合法性去统量所有历史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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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几年前曾经“疯狂”地感叹：那时是中国自汉唐文明以来，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好的时代。制度经济学家会比政治学者更中性地评价历史，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复杂变幻与舆论虚构的时代，这样的评语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发出。张五常对于中国经济的观察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他最早运用自己的学术理论预测了中国会在改革开放后走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道路、评价了邓小平的土地承包制度的伟大历史意义并预言了中国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的正确性，同时，他也是最早且火力最强的劳动工资控制制度的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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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质疑，公元1998～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危机前的这一段历史真空期是中国发展的黄金年代，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匹配能效比、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的发展趋势看，都很难再能够找到这样一段宝贵的发展期。在这一段历史中，中国首先超越了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神话而成为世界工厂，随后，中国的各项经济指标开始超越它在100多年前就渴望超越的对手：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2010年），并直指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超越历史的自卑是国家文化复兴的第一步，对于中国与印度这样的文明大国来说，经济占有主体并不重要，一旦文化确定全球话语权，对于人类文化与存在才是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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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新华社记者王志纲（他后来成为一名趋势与战略研究者），曾经在一篇历史性新闻作品《风帆起珠江》中激情地赞扬了珠三角热气腾腾的生产方式。在他的笔下，广东东莞市的樟木头镇，就像美国当年西部大开发一样，混杂着低下与野蛮、年轻与浪漫的历史气息。那是中国大开放中的一个缩影，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劳动力，怀揣向往外面世界的梦想与生存需求，来到这样一个移民小镇上，开始创造他们的财富与梦想，完成从农民向工人的历史性转变。整个珠三角，都是那个年代浓缩着邓小平对于中国未来想象的全部色彩元素的一幅大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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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条“地理级”生产线，它以太平洋西岸的大河入口处为产品的下线点，以大江大河为组装线，以山脉湖泊的地理分布为不同生产模块的分布点，以黑夜的灯火为证明，开始源源不断地把商品沿公路集散到港口，从中国南部的一个又一个良港运往世界各地。珠三角地区的港口百舸争流，长三角的大地上机场轰鸣。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宏大历史描述，100年后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中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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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说，它是一条地理级生产线，它用一个国家的半壁江山为全世界生产，它的13亿人口在大地上东西迁移，南北流动，这样的壮观景象100年也许只会有一次。从GOOGLE地球上夜晚的分布看，中国东南沿海目前仍然比印度东西两岸都要明亮和宽大，日本的关东地区虽然灯火通明却不会再迎来一个70年代（日本的黄金年代）。这是邓小平的改革遗产，是这个国家在黄金发展高潮中的重大实践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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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初到21世纪初，春运是验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指标，内地的劳动力在旧历新年前要回到故乡去，这样的故乡在一代劳动力完成所在城市的定居后将成为绝望的乡愁。这真是开放社会的混合之美，在杂乱中充满希望，在变化中充满历史的审美，一个国家要积累很多年才会等到这样的一个时代。中国的历史计算中，30年为一世，改革开放已经超过了30年，一世产生了，第二世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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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资本的积累在人民币升值前达到了它的黄金节点，随后，中国从吃人口红利转入土地红利。这是第二世的到来。土地红利同样是改革开放前国有产权的土地制度在商业化过程中爆发出来的急剧能量，这一带有金融属性的释放在21世纪前10年开始在核心城市出现，随后一波又一波的潮流开始推向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土地红利的释放完全不同于人口红利的释放，它在中国有其特别的心理积淀，封建时代的土地心理与当下这个13亿人口的国家的住房问题都在受到这样一种文化方式的影响。土地红利的快速释放使其金融投机吸引力不断增强，并导致了全国性的“卖地财政”。2008年，奥运会为高涨的工业化收官，其历史特性十分类似于日本当年的奥运与世博会发展收官战。在产业资本开始向土地红利的斗争与争夺中流动时，社会领域的问题将会被激活。这一问题在21世纪的20、30年代将会成为主要现象。本书的后几章将会专门讨论土地与房地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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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二章 一个国家崛起的魔鬼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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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只有两个大国体会到了崛起的初级阶段那种稍稍羞涩的信心感，一个是30年代的美国，一个是70年代的日本。这样的历史是转瞬即逝的，但能同行于这样一段时光，却是国民怀旧相片中幸福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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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只有两个大国体会到了崛起的初级阶段那种稍稍羞涩的信心感，一个是30年代的美国，一个是70年代的日本。这样的历史是转瞬即逝的，但能同行于这样一段时光，却是国民怀旧相片中幸福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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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21世纪初才初尝了大国崛起的信心感。这种感觉在2002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时开始，并经历了一段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年代后在2008年奥运会时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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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电视片《大国崛起》的人不要忘记了80年代的《河殇》。从理想主义的渴盼到现实主义的来临，一个强国在争议中已经成为事实。艺术家的亮色的画框、朋克音乐、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电影中的中国元素，都在魔鬼细节中宣布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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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幕《谍中谍3》的电影布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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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美国大片《谍中谍3》在中国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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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仍然是好莱坞文化武器的传统模式，为了国家的利益，汤姆·克鲁斯最终以个人英雄主义实现了自己的宿愿。当然，仍然是好莱坞一成不变的结尾：男主人公与他喜欢的女人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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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谍3中的上海情节部分：那个关乎美国国家利益的“兔脚”，放在上海浦东的一栋摩天大楼中的研究所里。克鲁斯的妻子也被国际性地绑票到了上海，在一家陈旧的江南小屋中。这部电影中，上海提供了两个意象：一个是浦东的繁华夜景，一个是上海城市化浪潮边际的江南水乡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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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文化是全球化的最强特征，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好莱坞了。美国大片往往是另一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外国城市来作为电影故事的海外情节延伸，看似是一个剧本中无心的安排，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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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谍3中的情景，只是一次偶然的出现，但其影射的必然结果是——远东中国的复兴。在欧美中心论的文化与政治关照中，中国已经进入主流的视野。这样的选择，正是一个远东新时代自信心复苏的文化符号。中国自这个时候起，进入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电影情节，是他们构思中的世界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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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10年，哥本哈根大会开始前全球流行的《2012》播放时，四川的卓明成为制造拯救人类诺亚方舟的地方。中国成为全球拯救的符号，完全在环境主义的时代获得了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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