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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文化是全球化的最强特征，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好莱坞了。美国大片往往是另一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外国城市来作为电影故事的海外情节延伸，看似是一个剧本中无心的安排，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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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谍3中的情景，只是一次偶然的出现，但其影射的必然结果是——远东中国的复兴。在欧美中心论的文化与政治关照中，中国已经进入主流的视野。这样的选择，正是一个远东新时代自信心复苏的文化符号。中国自这个时候起，进入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电影情节，是他们构思中的世界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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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10年，哥本哈根大会开始前全球流行的《2012》播放时，四川的卓明成为制造拯救人类诺亚方舟的地方。中国成为全球拯救的符号，完全在环境主义的时代获得了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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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研究者往往会问：电影是一种娱乐形式还是一种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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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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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也就是电影大规模工业化前，它确实是一种媒体。实际上，电影现在仍然有挥之不去的媒体功能：文化的跨国界传播与政治经济的符号化折射，电影都是重要角色。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电影海外情节地多是伦敦、巴黎这样的欧洲传统城市。二战结束后的冷战年代，故事情节发生地的选择与美国的欧洲复兴计划和传统政治关系不无关系。微妙的是，60年代，当日本经济崛起后，东京便在远东地区取代了旧上海成为西方电影中的情节组成部分。美国在70年代的很多电影中，都有东京作为故事发生地的情节。80年代，台北和香港是好莱坞无意识中流露出的关于“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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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台北和香港是美国电影中的必然情节时，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仍然生活在一种城市的自卑心理中。我们在80年代那样的经济环境中，无法获知自已所在城市是否代表着一种强势的现代文化符号。一旦这样一个符号出现，就意味着一个城市所代表的现代地位的确认。台湾歌手孟庭苇的歌曲中可以唱《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在台北这样一个陈旧的城市里，人们觉得可以习以为常；如果是冬季到石家庄来看雨，今天阅读这本书的读者仍然会觉得是一句很别扭的歌词。这种感觉，正是一种城市与国民经济信心是否可以确立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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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在《旁观者》中有一章专门写到了弗洛伊德，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贫穷官能症”。德鲁克说，那时，维也纳作为一个城市在欧洲刚刚兴起时，人们在一起从来避免谈关于钱的话题。这种虚伪的感觉正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尚不自信的文化掩饰。在今天的东欧与中国的西部地区，人们的身上依然有强烈的“贫穷官能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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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93年启动的大规模经济开放运动，可以看做为儒家实用主义的全球化胜利。经历了高速发展，中国在21世纪初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在这一点上，上海比印度孟买有更强的自信心。2004～2006年时，上海是西方媒体中的梦想之都，它代表的中国经济符号是远东复苏的象征，我宁愿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我至今记得，2003年，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论的标题是《年轻人，到东方去吧》，我把它视做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经济指向，这与谍中谍3以上海为内容构成部分是一脉相承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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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代人，也许没有这一历史时期后出生的下一代人自信，因为，当谍中谍3的主人公飞越过有工商银行标志的上海摩天楼时，这一自信心早已确立。而台北和香港，正在成为像当年西贡一样的怀旧城市，尤其是台北，在美国的电影话语中作为一个符号，正在不断地被边缘化，成为一个普通的甚至自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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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与摇滚乐常常被看做是一个国家经济内涵超前预测的符号。他们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魂灵，一个颓废的摇滚歌手唱出环保主义的歌曲时，也许在10年后，这个国家将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地方。同样，一部电影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作为它的情节延伸的一个部分时，这个城市有各种选项，但最终入选的是一个像上海这样重新成为远东符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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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6年的谍中谍3为起点，即使考虑到金融危机，到2016年，美国的很多大片将会把孟买这样的城市作为同样像上海一样的布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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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历史名词“远东”——心中的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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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上升的国家得具有跨国影响力的金融话语权，金融中心的确立是全球通例：纽约代表美国，伦敦代表英国和欧洲大陆，香港一直代表大中华与东南亚，东京一度代表东亚，孟买尚且可以代表南亚，迪拜正在代表西亚与阿拉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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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成为亚洲最强大的经济体时，香港、上海、东京是一种区域性金融中心新的竞争关系（新加坡与台北已经双双落败了）；而在中国国内，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则是另一种有趣的竞争关系，并一度出现平衡分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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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直到金融危机之后看到自己的实力时，对于建立一个远东金融中心已经胸有成竹，第一候选地就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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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超过珠三角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上海凭借近代的良好工业底子、金融底子、成熟的市民社会基础，一等政策点火，一举就将珠三角压了下去。直到本书写作时，广东仍没能翻身追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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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后，上海经济的凌厉攻势使其基本上确定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但在之后的陈良宇案件后，这一中心定论又开始反反复复。中间，北京、天津、深圳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对于中国金融中心的概念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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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近一次对于上海的金融中心定位是2009年，距离上一次确定它为金融中心已经约有10年了。一个话题好像沉寂了一阵子，其实回首计算，已经10年过去了。“2008首届陆家嘴论坛”在黄浦江边召开的时候，中国金融中心再次成为上海这个城市的新话题，当时，金融危机还没有爆发，但上海在陈良宇案件后光辉一度不再，从哪个场合看起来都是灰头土脸的。这一年，中国几个城市的金融中心战已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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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在上海虹桥区的一家宾馆里看电视，上海第一财经电视的片头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航拍的浦东，辅以江南丝竹的轻乐曼声，表现着中国东南一座城市狭隘的地方心胸与全球眼光这样一个矛盾的梦想。在这一年，上海好像一夜间变成了上海市，一个中国的地方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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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2008年的“陆家嘴论坛”盛装出场的时候，仅从设置的话题可以看得出，上海想用这样一个平台重新交谈全球重大话题，树立远东地区金融中心的形象。无论是全球外汇储备管理还是全球金融风险管理，这样话题只是诗的起兴部分，真正的着眼点在于上海决心重振中国的金融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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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英国、中国香港的报纸对于2008年“陆家嘴论坛”的解读，比中国内地的报纸要锐利。当时，中国的新一代财经工作领导层王歧山、周小川、尚福林等人齐集上海，强化了这个金融中心的符号。更早的时候，欧美的财经舆论是接受了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这一基本的认知框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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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上海的金融中心梦想正在成真。这样的祝贺容易陷入把上海与北京、天津、深圳这样城市拉在一起比，谁的金融中心计划会有更多的胜算。这样的语境，从来都是一种地方政治的心胸在一个金融城市的发展中投下的阴影。上海在1992年就已经提出要建立中国的金融中心，这样的计划在90年代末获得了极大的强化。随后，天津、北京、深圳都拿出了自己的金融中心计划。更可笑的是，中国有十多个城市都有金融中心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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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中央集约式的金融管理体系中，北京是想以政策中心而走金融中心之路，天津想做一个离岸金融中心并且拿到了金融试验区的政策，深圳是想借香港而在南中国重开战局。无论怎样解释，这都是地方政治的金融版图规划，而非经济与金融力量自然汇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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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金融中心显然是欧美金融力量眼中的远东金融中心。这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必须依靠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在2001年之后的全球经济板块交替中，中国和印度分别具备这样的条件，一个有可能孕育东亚的金融中心，一个有可能孕育南亚的金融中心。孟买与上海都是潜在挑战东京与香港的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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