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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的期货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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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遥指挥你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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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初春，南方是大雪灾；在西北和东北，金黄的玉米在白雪的覆盖下，一个又一个的小村庄在等待最后的价格信息。手机、互联网、期货屏幕、政治定价、东南亚的粮食危机，这一系列因素将最终帮助达成一个玉米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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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北的农民告诉我，雪灾使玉米暂时“不能走路”，一等春节过后，玉米“开始走路”，价格又会冲到七角二三分一斤。这个“路”，就是帮助粮食成现货商品与期货商品的全球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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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打谷场上的金黄色的玉米堆，再也不是旧知识分子关怀下的乡村风景，它们是纯粹的商品，它们是现货，它们是在以个体的方式参与全球化的价格问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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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玉米很多会进入工厂，成为乙醇的生产原料。泥土上的出产，经历了一项工业仪式后，就魔法般地百倍抬高自己的身价，因为比对标的石油在高潮的时候已经达到了147美元/桶以上的价格。香港、东京、纽约、伦敦、上海、郑州、大连、孟买充满激情的分析员都参与过这样的报告：玉米成为能源的原料，这是人类农业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是的，当农产品以工业原料的身份出现时，确实使中国西北的玉米和西南的甘蔗林成为工业产品，这是2008年前后全球商品市场高潮中出现的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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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品一定要生活在机械主义与规模化生产的影子里，粮食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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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中抱着双手的一名西北的农民和挥汗的广西甘蔗林中的农民，将自己和土地突然间工业化了。在无形的手指挥的世界里，每一块农田就是一个生产单元；就像每一个电脑组成的云计算能力一样。在一个自给的经济中，农民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一个全球大交换中，农民成为了一种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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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后，中国连续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主题都是“三农”，这是一种政治表述，巧妙的是，它的经济外延上正好接续了2007年下半年已经到来的一轮全球农产品牛市，那些乡村土地上流过汗水的金黄的玉米可以在期货市场里点石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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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再也没有人来用宗教伦理礼赞，粮食不再自卑，它是全球资本市场的宠儿。2008年春节前，中国A股的农业板块，尽管2007年一年的净利润总量才12个多亿人民币，但资本市场给出的报价却不断上升。北大荒、新赛股份、敦煌种业、新中基这些初级农产品提供者的股票涨了，接着是肉类的股票双汇发展、新五丰、好当家、獐子岛涨了，接着是调味品的股票莲花味精、广西糖业等开始上涨，最后是提供农业机械的悦达股份等机械股开始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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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的故事为所有的农业环节找到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角色。这是几千年来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将农业视为道德之源、将农业视为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载体的一套价值观的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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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到2008年，商品炒家罗杰斯已经第N次接受中国记者采访，并反复预言一轮全球农产品牛市的到来，我们在这本书结束的时候仍然不能最终见到他的预言，但至少你现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农产品市场并没有像美国楼市一样萎靡。中国2009～2010年的一轮通货膨胀使粮食生产者成为了社会的中心。在受到了几乎不可觉察的美国与加拿大农业生产者遥远的商业打击后，中国的农民却因为一场能源危机与通货膨胀而得以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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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让欧洲工人阶级在每一次的G8峰会前恨之入骨的全球化，则让中国西北的棉花、东北的玉米、西南的甘蔗得以遥遥地与美国的中部平原的玉米、棉花价格呼应。它们早已在伦敦的原油期货走势图上、芝加哥的小麦与糖期货走势图上过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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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得以产业化，农民成为“农产品工人”，这是农业“工业化”的现实，这样的方向，作为一个符号，描写着一个国家崛起的另一种意义。这种新农业现实，是数亿的土地耕作者正在慢慢学会与理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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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三章 农业哲学的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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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村变革，都是建立在文化层面上的，这与以工业化或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对于中国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集权政治的底层架构，20世纪中国的农村哲学实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农村公社制度，那是共产主义发展的尝试；第二次是80年代的包产到户制，那是对上一次实践的修改；第三次是WTO语法体系下的农村改革，放在全球语境下的开放体系，仅就开放性而论，它走在亚洲强国日本与韩国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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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村变革，都是建立在文化层面上的，这与以工业化或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对于中国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集权政治的底层架构，20世纪中国的农村哲学实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农村公社制度，那是共产主义发展的尝试；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包产到户制，那是对上一次实践的修改；第三次是WTO语法体系下的农村改革，放在全球语境下的开放体系，仅就开放性而论，它走在亚洲强国日本与韩国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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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经济实践看，每一个10年都有一项全球贸易议程，它是越来越紧密的全球化产生的一个十年级产品：90年代的“乌拉圭回合”，解决了关税谈判问题，是一个纯贸易问题，基本成功；始于2000年的最大的一项工作是“多哈回合”谈判，企图要解决农业问题，基本失败；2010年一开局的就是“哥本哈根峰会”，是环境谈判，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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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议程，谈判过程看似悲观和反反复复，实际上，它恰好反证了全球化的坚定方向。这其中，中国是一个初入局的参与者，并以青年般的开放心态全程参与了上述三项重大全球化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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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哈回哈”在2008年7月29日失败，作为农业全球化领域的一项世界性的制度安排，虽然8年未果，甚至后来出现了除中国以外的粮食危机，但这次失败反而吹响了农业全球化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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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欧美与日韩，中国在农业全球化的问题上算一个开明主义者。在一个大国崛起的年代，开明是最典型的特征，很多年后往往成为最珍贵的历史怀念品质。无论是江泽民提出的小康社会还是胡锦涛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是以“三农”面向世界的开放为中心句的。这使得中国“三农”实践成为一次农业政治哲学的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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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制度安排改造中国“三农”，是中国这个10年中最重大的理论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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