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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间的黄金十年中，对那些在华南的世界工厂里打工的农民工来说，在隆隆的生产线前，用他们便宜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为全世界生产。难道他们忘却了故乡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吗？没有。经济学者给出的农村劳动力转出预测并没有消弥春天在人们心中的美丽乡愁与经济收益的双重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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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农产品的那轮牛市像春风一样吹过中国的田野。华尔街几乎是一个神奇的魔法师，在一个被工业化切割得七零八落的农村世界中复原陈旧，追回人们失去的乡愁。粮价的上涨使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种植边际收益率更高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粮食价格的上扬的确会将低劣的工业生产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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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历史的倒退。土地的收益一旦超过初级工业品，中国江南的青青田野就会按照价值规律，重新输送它带给人的浪漫梦想与久违的炊烟，当然，还有参与全球大市场交换的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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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上天，让资本市场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迎来一轮农产品牛市。在这段时间里，一个海底电缆联结的全球期货交易系统中，屏幕上的农产品价格上扬的曲线，就像春风一样，吹过中国东北起伏的玉米地，还有广西的漫山遍野的甘蔗林。农产品股票在中国A股得到重新估值，他们的2008年策略报告中，关于农产品股票的预期之乐观就像2007年的有色与金属类股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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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吊起了农民的心理预期，金黄的玉米在北方的艳阳天下等待从市场传来的好消息，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使他们将农民工从山西的小煤矿喊回来，大家重新回头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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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新世纪，一名中国农民的生存，只是农产品市场下的一个样本。中国的春风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都是像大自然一样神奇的力量，已经使印度、中国、东南亚的农民们一起分享全球化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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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论：粮食并不出自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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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商品市场、农业制度安排，这三个要素是研究中国农业问题的框架。尤其是第三个要素，在2008年的粮食危机下也没有改变它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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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日的黄昏，我从北京复兴门打车回家。收音机里播放着一条重要新闻：东南亚几个大米生产国在考虑一个动议，是否可以做一个类似于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那样的粮食组织，掌握全球大米价格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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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的北京，长安街上春意盎然，游人如织，即使在中国最大的这条街道上，也不断能够看到高高立起的塔吊和脚手架。北京和这个国家青春期一般的成长，使人们在总结经验时无法忘记“开放”这样一个名词的宝贵价值。开放是中国经济狂飙的最重要动力，换一个名词可以把它理解得更为明白：走向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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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合法性似乎只是在工业、金融、贸易上。对于粮食问题它有一点底气不足。是的，全球的粮食上涨，在一些贫穷的国家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后，它已经由一个经济问题变为政治问题。封闭与保守论不断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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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忙关起粮食的国门，是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全球粮食主要生产国的保守做法。这样的做法让粮食政策的保守主义者欢呼不已，他们主动唱衰，认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粮食问题上已经失败。这就是“大米输出国组织”设想能够被提出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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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佩克”出现不久后，2009年，欧洲的“气佩克”也出马了。一个是工业品，一个是农产品，保守与封闭的哲学如出一辙，不过，当这本书2012年写作完毕的时候，这两个组织已经无声无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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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输出国组织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抗粮食期货资本的非常疯狂的想法。这样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想，对于农业的全球化伤害，就像欧美的工会组织在反对“中国制造”时对于工业全球化的害处一样。在一个抹平的世界里，无论是资本流动还是工业与服务外包，都是国家分工与竞争理论的自然应用。但这样的原理受到了挑战，在粮食危机出现后，反全球化的声音似乎越来越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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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问题的政治恐惧引发出对于生产力的倒退性阻止。如果有人反问我说：一个低价佣人出口国（如菲律宾）和一个盛产但现在限制大米的出口国相比，谁会在这一轮的全球粮食危机上获得更好的发展？我的观点依然是：出口佣工的国家。要知道，在2008年粮食危机的时候回答这个问题，很多人底气并不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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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一下：在一个全球的市场中，佣人是A国的比较优势，它是这一产品或服务的区域性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同样，大米生产与出口的B国也是一样的竞争地位。当这两个国家在做农业贸易时，比较优势理论仍然不会失灵。十几年前，中国出口大米换回小麦，一个奇怪的做法是由于我们把便宜的劳动力放在大米生产这样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而这也恰恰发挥了我们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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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上涨是一个市场问题，控制粮食流通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平衡，后者对于生产力的伤害往往会超过前者。在经济学教科书上，关于“谷贱伤农”有一个特别的解释，2008年的石油极度过热后，全球粮食价格高涨，似乎是全世界的期货与能源炒作资金给农民的一个意外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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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承认，全球粮食问题完全是能源期货炒作引发的。在粮食作为它本质意义上农产品全球流通时，中国江西的农民可以用广东成衣厂的打工收入买进大米后，仍然有赚。但当粮食被石油挟持后，粮食用作为能源加工原料后，农业问题立即变成了能源问题，这使得价格控制与产品控制具备了完全的合法性。难怪大米输出国组织这样的想法会成为政治家脑子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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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高价能够持续几年，粮食问题也会因此而延长；如果消费大量能源的国家经济上突然放慢，就会使前期支持粮食控制理论的全体权威人士缄默。作为农业产品，除非它转入像荷兰鲜花、法国葡萄酒这样高附加值的艺术化生产阶段，否则，在竞争的食物链上仍然是最后一个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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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这样一个前提后，我们再来讨论自由主义市场观在农业上是否有意义上时，将变得十分清晰。当一名西北的农民销售干净了他们在2007年生产的几万公斤玉米后，享受了一个很好的价格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反问：这样的产量在改革开放前能顶上几十个家庭一年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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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土地会变魔术吗？是市场先生给了同一片西北的土地改良的理由和高产的理由。农产品的无障碍流通，市场先生给出的价格，使中国农民放弃了他们几十年来坚持的农业思想与哲学。认识了朴素的价格理论，这是农业改革的最伟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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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先生是中国农业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变化的核心力量。批判者会说，农民都进城打工去了，土地都摞荒了，中国将来粮食怎么办？答案是：粮食的生产周期很短，在北方大陆是一年，在南方是半年甚至一个半季度，产品就会源源不断地出来。如果华尔街不是过于疯狂的话，它给出的粮价曲线图会让那些荒芜的土地重新长出青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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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1世纪经济报道》曾刊发过一篇文章叫《身价3亿的偷渡者》，讲一个津巴布韦的男青年如何冒着被鳄鱼咬死的危险偷渡到对面的南非去。津国曾是非洲粮仓，盛产白玉米。粮食危机出现后，它的经济迅速恶化，通货膨胀高达60000%。2004年1 000万当地货币可以买一栋别墅，2008年只够买1/4瓶可乐。更多年前，这个粮仓国家没收了白人的农场，发展民族经济，心理上一时的欢呼并没带来生产力的一世的提高，同样还是那片土地，却使粮食问题真正成为一个要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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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重新回到2008年那个“五一”前，我在听到东南亚国家的“米佩克”新闻时，也听到了瑞士的全球粮食峰会的新闻。一个最好的消息是，那次粮食危机可能使多哈农业谈判重新找到希望。如果按全球化生产力布局，“世界粮仓”与“世界工厂”一样都可能同时出现在亚洲，也都能在一个开放与自由的世界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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