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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一下：在一个全球的市场中，佣人是A国的比较优势，它是这一产品或服务的区域性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同样，大米生产与出口的B国也是一样的竞争地位。当这两个国家在做农业贸易时，比较优势理论仍然不会失灵。十几年前，中国出口大米换回小麦，一个奇怪的做法是由于我们把便宜的劳动力放在大米生产这样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而这也恰恰发挥了我们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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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上涨是一个市场问题，控制粮食流通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平衡，后者对于生产力的伤害往往会超过前者。在经济学教科书上，关于“谷贱伤农”有一个特别的解释，2008年的石油极度过热后，全球粮食价格高涨，似乎是全世界的期货与能源炒作资金给农民的一个意外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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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承认，全球粮食问题完全是能源期货炒作引发的。在粮食作为它本质意义上农产品全球流通时，中国江西的农民可以用广东成衣厂的打工收入买进大米后，仍然有赚。但当粮食被石油挟持后，粮食用作为能源加工原料后，农业问题立即变成了能源问题，这使得价格控制与产品控制具备了完全的合法性。难怪大米输出国组织这样的想法会成为政治家脑子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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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高价能够持续几年，粮食问题也会因此而延长；如果消费大量能源的国家经济上突然放慢，就会使前期支持粮食控制理论的全体权威人士缄默。作为农业产品，除非它转入像荷兰鲜花、法国葡萄酒这样高附加值的艺术化生产阶段，否则，在竞争的食物链上仍然是最后一个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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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这样一个前提后，我们再来讨论自由主义市场观在农业上是否有意义上时，将变得十分清晰。当一名西北的农民销售干净了他们在2007年生产的几万公斤玉米后，享受了一个很好的价格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反问：这样的产量在改革开放前能顶上几十个家庭一年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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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土地会变魔术吗？是市场先生给了同一片西北的土地改良的理由和高产的理由。农产品的无障碍流通，市场先生给出的价格，使中国农民放弃了他们几十年来坚持的农业思想与哲学。认识了朴素的价格理论，这是农业改革的最伟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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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先生是中国农业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变化的核心力量。批判者会说，农民都进城打工去了，土地都摞荒了，中国将来粮食怎么办？答案是：粮食的生产周期很短，在北方大陆是一年，在南方是半年甚至一个半季度，产品就会源源不断地出来。如果华尔街不是过于疯狂的话，它给出的粮价曲线图会让那些荒芜的土地重新长出青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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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1世纪经济报道》曾刊发过一篇文章叫《身价3亿的偷渡者》，讲一个津巴布韦的男青年如何冒着被鳄鱼咬死的危险偷渡到对面的南非去。津国曾是非洲粮仓，盛产白玉米。粮食危机出现后，它的经济迅速恶化，通货膨胀高达60000%。2004年1 000万当地货币可以买一栋别墅，2008年只够买1/4瓶可乐。更多年前，这个粮仓国家没收了白人的农场，发展民族经济，心理上一时的欢呼并没带来生产力的一世的提高，同样还是那片土地，却使粮食问题真正成为一个要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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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重新回到2008年那个“五一”前，我在听到东南亚国家的“米佩克”新闻时，也听到了瑞士的全球粮食峰会的新闻。一个最好的消息是，那次粮食危机可能使多哈农业谈判重新找到希望。如果按全球化生产力布局，“世界粮仓”与“世界工厂”一样都可能同时出现在亚洲，也都能在一个开放与自由的世界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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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粮食元意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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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吃到了一种快要绝迹的西北旱田小麦面粉。那是我父亲珍藏的1987年产的小麦，在西北干燥的空气里它已经悄悄地保存了20年。这样的小麦是手工状态下生产的低产量品种，今天，它早已成为古老农业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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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珍藏这批小麦时，纯属一个中国农民对于粮食的热爱和对于政治反复无常的担心。1990年苏东剧变，俄国的粮食比机械设备还要珍贵时，农业的元意义出现了。20年后，父亲在珍惜地享受这样的一批政治粮食时，也改变了他的农业哲学观。他的现代农业生产已经可以做到一年有近10万斤商品。玉米这样的粮食在他眼里只是销售的商品，并不是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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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小麦变成食品的时候，玉米只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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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世界的石油价格飞涨将玉米变成了工业品后，它已经是乙醇汽油的好原料了。因为玉米，中国北方的农民与全球化不可分离；也因为玉米，这些农民与全球化遥不可及。这样有趣的故事不仅在西北，也开始发生在泰国、越南、埃及、菲律宾等全球大米生产国。当玉米获得了工业品的身份后，芝加哥粮食期货所的小麦与大米价格便一路飞涨。进入2008年，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激发了人们对于粮食本能式的恐惧。一个全球化互补的动态市场，一瞬间就成为了各自为阵的封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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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最大小麦进口国，埃及的阿拉伯大饼一路上涨，恐惧心理的博弈一度使这个国家已经封锁了大米的出口。一样命运的是菲律宾，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佣人出口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国，这个国家每年需要约50万吨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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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关于农业话题的世贸谈判“多哈回合”无果而终，但在过去十几年的农业全球化的浪潮中，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一直高枕无忧。它输出的佣人，可以从越南和泰国换回优质大米。国家间的经济分工，是一个全球性的亚当·斯密式分工论题，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石油价格的飞涨一度将这样的游戏规则击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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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油价将玉米变成工业原料后，农产品突然成为稀缺的东西。在一个动态的全球供应链上，并不需要很多农产品的战略储备，因此，小麦也好，玉米也好，大米也好，其储备都处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较低水平上。这就像一条马路上汽车的速度越快，它的汽车容量也大一样，可是一旦停下来，容量就会急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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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在这个世纪的头十年正面临着这样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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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化突然放慢时，农产品的需求就空前强烈。就像菲律宾急需大米的时候，越南和泰国突然开始控制大米的出口，以备自己国民之需。这样的国家间的心理博弈十分像纳什博弈论中的著名案例——“囚徒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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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对于全球化中短暂的人人自危，农业贸易突然回到了古老的警惕状态。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在芝加哥、郑州的期货所里，因为这种农业全球化的危机而使期货的远期合约不断上涨；而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期货合约的不断上涨，现货的交换开始抛弃原来规则变得保守而封闭。在虚拟的符号交易市场上，金融的全球化使期货市场中获益的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在现实的交易中，因为这种虚拟符号的恐慌，现货的供求却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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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商业力量过去十几年力主全球化中还没有遇到过的特别案例。在回到全球交易的元意义时，如果大家都不遵守游戏规则，全球化的商业伦理就完全不合法，那时，人类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商业进步便一朝退回到几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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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在回到农业的元意义时，难道全球化就失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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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农业全球化失效的暂时性在于这一全球化的过程本来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说因为石油这一变量而使它没有准备好。在没有出现意识形态的恐慌时，只要有飞机上天，只要有互联网沟通信息，只要有市场权威，全球化就不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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