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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农村的变革有过形形色色的试验。当时是一个号称民国中兴的时代，作为远东大国，中国一直想在农村发展出一套有自己哲学观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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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分野的年代，中国大陆的人民公社与台湾地区的土地私有化在技术层面一直没有沟通过。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提出的小康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社会战略中，土地产权走向、小块土地生产方式改良、整体农业开放这三个方向是第二个10年“三农”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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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个大陆农民的西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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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渡土地承包权，使之成为流动的生产元素，是一种隐性的权力股份。这一理论探索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成为国家政策。这也是自1978年土地承包政策后，中国在农村问题上最重大的理论创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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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因为附着了太多的意识形态元素，在1978年后尤其是1993年中国的经济大发展后，理论的创新已经远远落后于实践，即使土地流转的最终定案，也仅仅是现实倒逼出来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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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邓小平的土地承包制度时，我们用“伟大”来形容这一理论创新，原因是它在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环境中，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并且令使用权在一个长周期合约中成为生产者私有感受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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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如果不是楼市热潮中的“楼吃地”运动和农民受到的绝地掠夺，土地承包理论仍然是无法超越的创新。及至土地流转政策出来，土地仍然在产权问题不讨论的前提下将使用权开始流转，一点一点地接近土地制度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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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的研究已经晚于实践。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土地产权的试验在四川已经开始。在农民的实践世界中，如果不是城市化的剥夺，他们心中的土地个人产权与“我的土地”的朴素意识形态早已在他们心中建立，这是未来农村土地重大理论变化的道德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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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享受土地产权变革带来的社会伦理之变，我的母亲和姐姐的土地生活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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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姐姐今天仍然生活在西北的一个村庄里，他们是一对竞争者。过去的十多年里，她们的最大变化是掌握了先进的农业工具知识，放弃了种植小麦，转而以轮作的方式种植西瓜和玉米。而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这样的轮作方式也并不普遍，那时，年复一年地种植小麦，后来土地开始酸化，粮食产量下降。农民认识到这一点教训约花去了七八年时间。这段时间后，农民一边学习工具知识，一边以“工人”的身份参与了21世纪初的中国“全球工厂”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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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母亲和姐姐来说，放弃小麦的种植，选择经济作物是寻找到了比较优势。在一个初步成熟的西北农业作物市场中，她们学到的第一课是：放弃了重农思想，开始在每一棵植物后面寻找商业价值。这是一个多么微小而伟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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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母女，房子的距离只有几百米，但在生产上她们是两个暗暗的较劲者。姐姐在很多年前独立经营自己的土地后，老太太曾经向我抱怨过姐姐：“女儿的心永远是外心。”其实，她忘记了，姐姐已经成为一个私有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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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私有生产者脱离了我母亲组织的家族大产权生产，自己开始独享土地种植的决策权与自己对于土地带有情感归属的产权。为什么女儿的心是外的呢？因为姐姐在自己的土地上投入了太多的精力，甚至不惜过度透支家庭伦理关系中那仅有的一点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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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独立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与生产决策权后，不断从外界打听农业信息，变得格外勤奋。虽然土地是国家的，但邓小平给每一个农民的土地，使我姐姐这个没有读过一天书的人坚持认为，那块地就是她的，是与一个家庭的财产与生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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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上的合法性首先要建立在文化与情感之上，这是哈贝马斯在上个世纪发现的人类法理之源。关于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机智地解决了政治与道德之争。是的，虽然只是使用权，母亲和姐姐都把自己当作它的主人并同时以朴素的政治推测论认为，这些东西永远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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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在土地上寄存她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并推导自己的儿子上大学时需要的一笔钱要从土地中来。但是，劳动力不离开土地，农民的收入是不会很快增长的。可是，她不能离开土地，母亲也不可能。所以，改变土地的比较优势产出，是他们学到的第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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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生产标的就是西瓜。西北的好太阳和黄河水，让西瓜的产量节节上升。同样一亩地，西瓜的收入一度是小麦的两倍左右。这样的选择打破了她们对于土地只能生产粮食的观念。这样一个转变，是他们用几十年时间在一天又一天的生活中收获的经济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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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土地的比较优势是增加地租的良策之一。同样的劳动投注在一亩小麦和一亩西瓜上，她们两位农民在与城市的商业力量博弈时，增加了自己土地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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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收获是艺术化生产方式。在西瓜的生产中，姐姐一直不是母亲的对手。我母亲的全部判断来自于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直觉，这是最直接的知识来源；姐姐间接地接受了一些不确定的信息，有真有假，这使她在判断信息的时候，与大多数人一样。另外，母亲种植的西瓜使用农家肥，不打农药，这样一个从宗教与传统上的考虑，使她的西瓜反而获得了另一个环保的附加值。在一个口碑传播环境下，她的西瓜有更高的附加值，这就像法国乡村的红酒生产一样，是一种艺术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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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时候，母亲的西瓜往往以高价售出，姐姐的西瓜则是低价卖出。一个是老字号的艺术化生产模式，一个是现代的机器式的标准化生产模式。在小块土地的竞争中，取胜者是前者；但如果在大块土地的竞争中，获胜者往往会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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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悄悄地生产，默默地生活。这样的方式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中，一天一天地改变了最底层农民的生活命运。这些土地与农业实践样本用去了十几年的时间积累。在加深了对于土地的情感依赖和农业生产的技术性知识掌握后，他们的学习曲线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胜过过去十几年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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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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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天，在成都的一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上，学者们提出了更多对于未来中国农村改革的设想，但良治的土地政策是小康社会的政治基石，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在政治上没有最终确定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目标前，面对城镇化的浪潮，农村土地同价同权、农地以商业化方式对话城镇化、农地的使用权让渡流通是未来20～30年这个国家在农村实现小康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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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问题上，20世纪下半叶完成了农村土地改革的台湾地区有特别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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