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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作这一章的时候注意到了2008年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说，欧洲农民终于发现，全球化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他们从更高级农业生产分工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益。要评论这件事情，首先建议问问山东寿光的农民与荷兰的花农，看看全球化如何让植物产品像工业品一样畅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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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农村的经济哲学研究：中国诺奖之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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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哲学的裂变其意义正在于：中国改革30年的理论成果，最基础、最重大的创新发生在农村工作为代表的“三农”问题上。未来20年，中国进入一个初步的现代化国家，最核心的理论动力仍然来自以“三农”问题解决为基础的国家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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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三段论是：一是人民公社时代的农村；二是邓小平包产到户时的农村；三是新农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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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战略是一个宏大的构想，它与城镇化、小康社会的目标多有重合之处。作为一个21世纪话题，它也许将为中国提供一个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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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农村实际上一直在主流话语的边际。我的意思是说，在没有新理论与新战略构想前，口号并不能改变现实。这也正是90年代末期的农村工作理论体系仍未能走出邓小平1978～1982年构思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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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之后，中国的注意力在市场、价格、东部、制造业、上海、金融业等关键词上着墨很多，学术界的旧话语也不曾得到改造。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北京学界对于农村研究开始陆续出新东西。尤其是林毅夫当时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风气之先，系统地提出了新农村运动的一些学术上的支撑。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时比较系统地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尝试了农业问题的研究，他的论文和另外一位中国学者张五常的《佃农理论》是这方面研究的经典学术文献。虽然当时他和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农业学说声音比较小，但林在高层问策和重要国际论坛上已经把这些东西表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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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左右提出的小康社会、后来的新农村理论、再到2010年前后中国明确的城镇化战略，基本上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勾画了一个理论背景。不管是谁去实践这一目标，中国的新农村战略获得了经济学理论上的支持，这种经济理论也有助于促进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之变化，比如农村人口制度与社保制度、城镇化下的土地制度创新（不光是流转制度）、农民工与城镇化综合研究、农村文化与传统文化、农村税制与教育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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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20年，中国急需一套成熟的新理论回答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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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20年，也是中国从一个大国向强国的过渡。时势造英雄，学术上亦如此。放在全球的政治与经济视野中，如果中国的“三农”问题能够得到成功的制度安排与实践胜利，这类对人类农业领域的研究必将吸引西方的关注。从这一点来说，未来可能有一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中国的农村理论研究者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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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五章 东南沿海拉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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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的发展是整个沿海发展中最伟大的变革，热气腾腾的人口红利与儒家智慧的交融，在这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它是2009年诺奖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地理经济学的好样本。它就像一个布局在大地上的人类最大的工业生产线：它依山脉与河流而分布，密集在每一个交通线与港口点上，一个又一个的小工厂就像一架机器上的不同零件，在大华南出口“中国制造”。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日本外向型经济发展后人类大生产的经典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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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是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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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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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话就是中国东南沿海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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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经济对于亚洲金融危机后整整10年的中国有非同一般的权重，东南沿海几乎是1978年后中国发生的全部经济变革的代名词；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东南沿海的战略开始闪烁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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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在2008年提出的“腾笼换鸟”战略，在国家智库层受到了质疑，随后就悄无声息了。根本原因在于华南的方向：是继续吃人口红利与全球化的恩赐，还是目光向内，做产业升级。2010年，转换增长方式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按我国选择经济政策时容易形成的非此即彼战略，华南是不是就要放弃已经成形的既有生产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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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东南沿海，自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三次发展潮，两次成功，一次失败。第一次是珠三角的崛起，成功；第二次是海南的开发，失败；第三次是浦东的开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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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的发展是整个沿海发展中最伟大的变革，热气腾腾的人口红利与儒家智慧的交融，在这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它是2009年诺奖得主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地理经济学的好样本。它就像一个布局在大地上的人类最大的工业生产线：它依山脉与河流而分布，密集在每一个交通线与港口点上，一个又一个的小工厂就像一架机器上的不同零件，在大华南出口“中国制造”。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日本外向型经济发展后人类大生产的经典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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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华南是与印度制造对峙的制造业基地；金融危机发生后，华南好像畏惧于越南与东南亚这样的小型生产基地，担心工厂南下。人民币升值前，华南是热气腾腾的神话，人民币升值后，在北方的重工化生产对比下，华南好像光荣散尽。及至2006年的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和2010年本田汽车工厂的罢工出现，华南模式在意识形态上因为受到格外的关注而紧张失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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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进入了一场白热的拉锯战：一方要继续坚持全球工厂的模式，一方要腾笼换鸟做现代生产；一方要坚持自由资本主义生产，一方要坚持福利社会主义关怀。这样的对峙在中国制定“十二五”计划前一度令人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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