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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话就是中国东南沿海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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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经济对于亚洲金融危机后整整10年的中国有非同一般的权重，东南沿海几乎是1978年后中国发生的全部经济变革的代名词；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东南沿海的战略开始闪烁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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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在2008年提出的“腾笼换鸟”战略，在国家智库层受到了质疑，随后就悄无声息了。根本原因在于华南的方向：是继续吃人口红利与全球化的恩赐，还是目光向内，做产业升级。2010年，转换增长方式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按我国选择经济政策时容易形成的非此即彼战略，华南是不是就要放弃已经成形的既有生产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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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东南沿海，自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三次发展潮，两次成功，一次失败。第一次是珠三角的崛起，成功；第二次是海南的开发，失败；第三次是浦东的开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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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的发展是整个沿海发展中最伟大的变革，热气腾腾的人口红利与儒家智慧的交融，在这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它是2009年诺奖得主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地理经济学的好样本。它就像一个布局在大地上的人类最大的工业生产线：它依山脉与河流而分布，密集在每一个交通线与港口点上，一个又一个的小工厂就像一架机器上的不同零件，在大华南出口“中国制造”。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日本外向型经济发展后人类大生产的经典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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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华南是与印度制造对峙的制造业基地；金融危机发生后，华南好像畏惧于越南与东南亚这样的小型生产基地，担心工厂南下。人民币升值前，华南是热气腾腾的神话，人民币升值后，在北方的重工化生产对比下，华南好像光荣散尽。及至2006年的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和2010年本田汽车工厂的罢工出现，华南模式在意识形态上因为受到格外的关注而紧张失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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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进入了一场白热的拉锯战：一方要继续坚持全球工厂的模式，一方要腾笼换鸟做现代生产；一方要坚持自由资本主义生产，一方要坚持福利社会主义关怀。这样的对峙在中国制定“十二五”计划前一度令人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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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暮色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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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台北早已暮色沉沉，上海却是一片热气腾腾。2006年时，这样的全球化好光景在海峡两岸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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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降落在中正机场后，看到标准的方块繁体字，听到怀旧口音的普通话时，你可以准确地判断，这是台湾地区，近在咫尺。2006年，我第一次到达台北时，便想用细节中的元素来研判台湾地区经济，当然，对于一个匆匆的过客来说，也只有这样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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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直航，从北京到台北只需要3个小时；如果对接，从虹桥机场到中正机场只需要40分钟，因此，南京东路上的新门户正在形成”。这是2006年4月下旬台湾《联合报》的一版房地产广告的广告词，这家叫台北摩根的项目，正在台北繁华的南京路上，它想象中的商业未来是西望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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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头的目的地上海，也有这样一条南京路。在台湾人对上海五十年怀旧的记忆中，几十万台湾地区商业精英正在现代化的上海重新打拼。他们从70～80年代亚洲经济热度最高的台北，成批进入中国大陆的东部龙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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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北艳羡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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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过多的繁体字，满街的摩托车和陈旧的城市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清洁版的广州，在一个过路者的眼中，台北的现代化比不上香港，台北的经济热气也不能比肩上海。暮色台北中，高大的中式宫殿建筑圆山饭店像一个长抹不去的文化符号，支撑台湾的商业话语往西看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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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亚洲金融危机后，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并不是在福建而主要是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是他们熟悉的桥头堡。在上海虹桥机场走向市区的道路边，有大片的台商住宅。2004年的上海楼市火爆中，台湾地区商业资金是一个最重要的投资源。除却商业买卖的逻辑，台北的高房价和衰落的经济，使在大上海占有更多房产成为一种心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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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的大陆新闻中，对于上海的报道分量在悄悄地增长。台湾人不断重复的一个数字是，至少有10万大陆女孩已经外嫁到了台湾。台湾地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飞跃已为旧事，在全球化的经济分工的背景下，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博弈中，天平早已向西。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巨变在台北与上海这两个城市的钟摆式运动中能够看得到明确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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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长三角是台湾地区商业精英的记忆，闽南则是台湾平民文化的追思，这几乎是过去10年间我们研判台湾地区经济起伏与失落的两个最重要起始点。台湾地区的经济变化也罢，文化变化也罢，都仿佛在为中国东南沿海经济的高涨做历史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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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的农村似乎更为本地化，这也是台湾地区绿营成长的大本营。从台北沿着高速路向南，开始进入像南投这样的农业大县。两边的闽南景象的村落，宁静地布局于稻田中，是完全的罗大佑歌词中描述的“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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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用全球化眼光研究2000年后的台湾地区经济时，会发现这样的一种趋势：北台湾西望华东，把台湾地区的梯级生产力向西转移，按开放游戏规则在中国大陆东南获取比较收益。南台湾则投身到半封闭的意识形态体系下，以农业固守封闭，与北台湾拉开一道深深的鸿沟，并渐渐衰落下来。一个经济体中包含着两个时间样本，是开放眼光看待全球化的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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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放眼光看待台南的农村发展时，它的技术路径再清晰不过了。农业的工业化阶段过后，还有它的艺术化生产阶段，这是农业本身的一种战略升级。但如果让农业政治化，以农民作为票选力量则是一种政治陷阱。台南以“绿”为主题的经济与政治方式，不能最终涵化出一个独立的政治体。至少有两个因素可以阻止台湾地区农村成为台独绝对大本营：一个是妈祖崇拜，一个是农业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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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湾去过一个叫大甲的镇。此地即是福建妈祖金身在台湾地区顶礼膜拜的地方。闽南文化正是台湾乡土信仰之根，尤其是渔民和农民。台湾地区中南部的农业比较发达，盛产水果，他们坚信，这些水果的出口地不是向南，而是向西，向南在泰国、菲律宾这样的地方并没有多少市场，只有向西才能在大陆的腹地中找到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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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的农民是私有者，蒋介石进入台湾后先土改，土地私有化了，因此，农民生活比较富裕。一旦作为完全的私有小生产者，又在一个农业产业化运作良好的地区，农民的商业利益选择最终要向商人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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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春天，台湾地区百里侯（县级）选举中，农民的票决思路中商业因素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它既为政治作注解，也为全球化作注解。在前领导人连战大陆西行后，台湾地区农产品上岸的消息使国民党大获全胜。国民党大步跨过浊水溪，向台南挺进，一举收复了绿营盘踞十几年的南部农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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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南投县一个叫埔里的小镇吃饭，饭店的主人是当地美食协会的会长，给我们做了好多拿手菜。女主人递上名片笑着说：“我们也准备去大陆发展，到时还得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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