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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放眼光看待台南的农村发展时，它的技术路径再清晰不过了。农业的工业化阶段过后，还有它的艺术化生产阶段，这是农业本身的一种战略升级。但如果让农业政治化，以农民作为票选力量则是一种政治陷阱。台南以“绿”为主题的经济与政治方式，不能最终涵化出一个独立的政治体。至少有两个因素可以阻止台湾地区农村成为台独绝对大本营：一个是妈祖崇拜，一个是农业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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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湾去过一个叫大甲的镇。此地即是福建妈祖金身在台湾地区顶礼膜拜的地方。闽南文化正是台湾乡土信仰之根，尤其是渔民和农民。台湾地区中南部的农业比较发达，盛产水果，他们坚信，这些水果的出口地不是向南，而是向西，向南在泰国、菲律宾这样的地方并没有多少市场，只有向西才能在大陆的腹地中找到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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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的农民是私有者，蒋介石进入台湾后先土改，土地私有化了，因此，农民生活比较富裕。一旦作为完全的私有小生产者，又在一个农业产业化运作良好的地区，农民的商业利益选择最终要向商人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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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春天，台湾地区百里侯（县级）选举中，农民的票决思路中商业因素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它既为政治作注解，也为全球化作注解。在前领导人连战大陆西行后，台湾地区农产品上岸的消息使国民党大获全胜。国民党大步跨过浊水溪，向台南挺进，一举收复了绿营盘踞十几年的南部农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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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南投县一个叫埔里的小镇吃饭，饭店的主人是当地美食协会的会长，给我们做了好多拿手菜。女主人递上名片笑着说：“我们也准备去大陆发展，到时还得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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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四小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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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结果出来后，台湾股市大升4%。对于那样一个低迷的市场来说，这已经是久违的亮丽了。亚洲的重要媒体都有文章分析，这个曾经的亚洲“四小龙”正在谋划“后四小龙”时代重新找寻自己的经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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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经济定位，参数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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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经济与全球化这样一个宏大的叙述话题，当时落在新领导人马英九“拼经济”的施政理念中。从1998年算起的话，台湾地区经济在亚洲与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失落，已经10年了。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日本与中国台湾的经济失落，真正的原因都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在于经济主权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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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股市在1989年的崩盘不是操作战略上的失败，真正的原因在于美国的经济与政治双重打压：强迫日元升值、强迫日元自由兑换、强迫日本启动超出国力的刺激内需，这样一种心情复杂的经济博弈，难道不是一个“二战”胜利国与一个失败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吗？今天回头看，日本实际上是接受了来自外部的国际政治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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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起飞后，将接力棒传给了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亚洲“四小龙”的飞跃在亚洲金融危机画上了句号后，接力棒交给了亚洲大龙——中国大陆。金融危机是“四小龙”们不可掌控的外力因素，除此之外，大家面临着一样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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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012年回头看前20多年，“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中，台湾地区由曾经的增长率第一已经落到了增长率倒数第一，这其中，是台湾地区内部的经济制度安排出了问题，极大地增加了台湾地区经济升级换代的交易成本。因此，不少经济学家对于台湾地区的“拼经济”持有一定的悲观态度。如果这只是一个经济表述而不是一个政治表述的话，“拼经济”的理念仍然是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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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四小龙”之后的时代，全球化概念在亚洲的推广比70～80年代更为彻底。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岸外流动、商品岸外生产、服务岸外执行，中国大陆与印度很早就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尤其是中国大陆，凭借改革开放这个没有动摇过的哲学理念与制度安排，成为全球化机遇利用的一个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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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这10年间，对于“后四小龙”时代的任何一个成员来说，中国大陆是他们布局自己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时，最重要的参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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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曾经从日本、欧美外包了庞大的重工业制造与电子产业制造，但过去10年，这个国家牢牢吸附在中国这一巨大的商业磁铁上。2008年，在北京顺义的一个普通居民小区里，韩国影星张娜拉和她的父亲在那里定居，并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工作室。在韩国，艺人与普通人一样，学习汉语成风。这就是一个能够证明结论的另类经济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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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将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参数时，新加坡在2004年时已经在战略上将中国与印度看成全球经济的两架发动机。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在中国一系列大手笔的投资，能够看出这个国家同样在做着后“四小龙”时代的新战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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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仅仅因为CEPA（与内地更紧密的经济与贸易协议），2008年前的经济增长达到了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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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的“拼经济”已经失去了当年“四小龙”时的亚洲与全球经济语境，中国大陆才是它的经济定位战略中的第一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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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和东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全部在迁往中国大陆的华南、华东、中南乃至西部。全球和东亚的服务与IT产业，也正在向印度的班加罗尔和中国沿海快速迁移。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亚太总部从台北、香港、新加坡移到上海与北京；中国制造的规模效应带来的已经不再是1980年的低端制造业，而是大型信息产业、高端重工、现代机电的生产基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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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加速度在10年内可以重新塑造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构造与地域分工。随着IT产业提供的信息路径在加宽加快，这样的构造过程已经越来越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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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在台北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广告这样写着：“如果在此安家，从台北到上海虹桥只需40分钟。”这样的叙述正是资本对于制度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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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三通”本来是物流与交通业的制度安排，它可以将台北与上海的时间成本降低80%以上，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两岸终于把这一“虎牙”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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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在2008年有多篇文章研究台湾地区的“拼经济”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战略。核心问题一点没有提起，那就是台湾地区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折损是因为失败的经济制度安排。同样，未来10年拼经济，以中国大陆为经济参数的经济战略，同样需要经济制度的勇敢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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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湾为代表的“后四小龙时代”发展路径，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力量起伏与未来选择。决策层在思考华南的战略时，站在“四小龙”的立场上，也许会品味到独特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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