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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三通”本来是物流与交通业的制度安排，它可以将台北与上海的时间成本降低80%以上，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两岸终于把这一“虎牙”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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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在2008年有多篇文章研究台湾地区的“拼经济”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战略。核心问题一点没有提起，那就是台湾地区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折损是因为失败的经济制度安排。同样，未来10年拼经济，以中国大陆为经济参数的经济战略，同样需要经济制度的勇敢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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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湾为代表的“后四小龙时代”发展路径，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力量起伏与未来选择。决策层在思考华南的战略时，站在“四小龙”的立场上，也许会品味到独特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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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还有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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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四小龙完成了产业升级后，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参数，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而在另一端，“后中国大龙时代”好像已经有了演练者，他们走着和我们一样的路，说着一样的话，他们是越南、印度，他们追兵正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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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直觉得我们是全球制造宠儿的政府官员与学者来说，未来10～15年内要学会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只是不要把东南沿海的生产基地过快拱手相送。当台湾向西看大陆的时候，我们向南看越南和印度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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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后，“国进民退”的经济动向为东南沿海的中国制造基地抛下了一个阴影。随后，石油与通货膨胀的外部影响、人民币升值以及政治关怀色彩过浓的新《劳动合同法》重创了华南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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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越南的企业却正在悄悄接走广东的外迁企业和大量生产订单。从中国产业转移中享受全球化带给这个人口密集东南亚小国的工业化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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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在1986年确立了类似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到后来以武文杰这样的开明改革派主政，越南的故事就像一个中国华南故事的翻版。越南的经济也是先解放思想，再发展出口加工，再确定劳动密集型企业战略，以此来接受从中国溢出的低成本生产企业和战略升级中转出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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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关注的是，2000年后越共在政治上温和的变法图强，对这个新兴经济体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用。这些政治创新有一点像中国在1993年南巡谈话后在政治上采取的灵活与务实作风。越共不但学习了中国成功的经济探索经验，同时，用温和而小步走的党内民主改革，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较好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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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代中期，越南的温和渐进的政治维新中，党内实现差额选举，国会出现专职议员，国会向政府进行制度性质询，媒体直播国会对于政府的经济质询都已经成为基本的国家政治生活细节。这些政治制度安排，从生产关系上有效关怀了这个新兴经济体在面对全球化时自身的制度困境。越共的这种政治维新，使它在一个权威主义意识形态政治语境下，小步将民主政治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技术性手段，获取了经济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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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影子在越南过去几年的发展中能够看得出来，它在经济高温中享受着一个新兴市场青春期成长中的快乐和烦恼。对于越共的经济思路，有人用“一犬捕二兔”来形容。它既想大量吸收外资，又想把国有企业做大，还想政治上不出问题。这些政治诉求与1980～199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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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投行给出的战略报告中，一个“明日7国”的名单出炉，其中就有越南。自2004年后，越南与印度的经济指标走向不断向好，其经济青春期的活力直逼1980～1990年中国华南地区，并在2008年前达到阶段性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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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出现了一次关于越南金融危机的报道一度影响了人们对于它追赶中国华南的判断。当时，支持这一传播风暴的数据是：越南正在经历20%以上的CPI（物价指数）上涨，而它的基准利率只有12%；这个国家2008年负债240亿美元，负债率高达30%；它的股市在2008年下跌了45%，20家最大的公司市盈率达到了7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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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所谓的越南金融危机更像是一场全球传媒预先制造的虚构“金融危机”。从越南政府公布的经济数字看，这些指标都构不成一次金融危机的条件，因为还有一些数字是被忽略的：越南是全球第二大大米出口国，每年的出口量在400万吨左右（它是三季稻，这意味着它的粮食生产周期只有4～5个月，对于粮食危机的抵抗力要超过其他北方的农业国家），越南没有出现根本性粮食问题。越南的FDI（外商直接投资）这一指标基本体现在越南东南沿海70多个工业区的工厂和机器中，这与1997年的泰国金融危机前的经济语境完全是两码事。当年，泰国的GDP中，来自国外的财务性投资占到60%，而越南不到1%，投机资本在2008年前后的经济过热中在越南根本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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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必要从一个媒体的角度来解析那次的所谓越南金融危机。因为“危机”这样的词语，经过网络媒体的放大后，总是给投资者与受众以深深的压迫式焦虑。这正好可以通过彭博社的一篇文章来佐证，它的文章说，越南的金融危机可能会传导到中国，引发类似1997年时的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是美国人看见25%的通货膨胀率，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早跳楼了。对于“明日七国”之一的越南来说，25%的通货膨胀会致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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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2008年讨论粮食危机时，不光是越南，亚洲凡是吃大米的国家，都有或轻或重的通货膨胀，中国是8%，新加坡7.5%，都不低。越南的CPI中，粮食的权重占到了将近50%，比中国要高许多。越南的CPI高企，不是自己经济出了问题，而是外部性问题。对于一个新兴的市场来说，20%～25%的通货膨胀，其情形近似于80～9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当时我们也是20%多。越南面临的国际舆论语境与中国当年何其相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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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经济上出的这点问题不大。新兴经济体就像年轻人，他们在与成熟的对手比拼时，幸运总是更多站在他们这一边。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90年代的中国以及进入21世纪的越南这样的新兴市场都享受过或正享受这样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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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虽然经济上出现了一些麻烦，但越南却正在机会主义式地巧妙利用着中国这个庞大经济巨人的能量。它无论是经济上成功的理论探索，还是正在火热进行的实践，都能看到中国的影子。这一点，倒是中国需要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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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还有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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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发展中国家进入欧美的主流话语圈，取决于两个推荐者：一个是华尔街投行的资本报告；一个是美国智库发出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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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后，中国强势进入了欧美主流话语圈，并在2004年前达到高潮。那几年是中国话题与西方思想的蜜月期。2004年后，印度开始突然进入华尔街密集的报告和美国形形色色智库的报告中。中国公众对于印度的认知，真正始自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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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是摩根斯坦利在2004年发表的关于印度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印度被描述为下一个中国并且正在快速追赶中国的国家。印度作为一个突然受宠的经济体，之所以被描述为这样是基于以下理论支点：一、印度是一个英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就在代工欧美的软件产业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相当的规模，最著名的代表是INFOSYS公司和班加罗尔的神话；二、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承袭了欧洲的传统民主制度，在经济起飞中它可以享受独特的政治制度红利；三、印度还有一半（五六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将提供比中国更便宜的劳动力，从而在未来十年中发展“印度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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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几乎是印度年。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讲述一个突然间被发现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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