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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必要从一个媒体的角度来解析那次的所谓越南金融危机。因为“危机”这样的词语，经过网络媒体的放大后，总是给投资者与受众以深深的压迫式焦虑。这正好可以通过彭博社的一篇文章来佐证，它的文章说，越南的金融危机可能会传导到中国，引发类似1997年时的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是美国人看见25%的通货膨胀率，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早跳楼了。对于“明日七国”之一的越南来说，25%的通货膨胀会致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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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2008年讨论粮食危机时，不光是越南，亚洲凡是吃大米的国家，都有或轻或重的通货膨胀，中国是8%，新加坡7.5%，都不低。越南的CPI中，粮食的权重占到了将近50%，比中国要高许多。越南的CPI高企，不是自己经济出了问题，而是外部性问题。对于一个新兴的市场来说，20%～25%的通货膨胀，其情形近似于80～9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当时我们也是20%多。越南面临的国际舆论语境与中国当年何其相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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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经济上出的这点问题不大。新兴经济体就像年轻人，他们在与成熟的对手比拼时，幸运总是更多站在他们这一边。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90年代的中国以及进入21世纪的越南这样的新兴市场都享受过或正享受这样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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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虽然经济上出现了一些麻烦，但越南却正在机会主义式地巧妙利用着中国这个庞大经济巨人的能量。它无论是经济上成功的理论探索，还是正在火热进行的实践，都能看到中国的影子。这一点，倒是中国需要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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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还有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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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发展中国家进入欧美的主流话语圈，取决于两个推荐者：一个是华尔街投行的资本报告；一个是美国智库发出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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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后，中国强势进入了欧美主流话语圈，并在2004年前达到高潮。那几年是中国话题与西方思想的蜜月期。2004年后，印度开始突然进入华尔街密集的报告和美国形形色色智库的报告中。中国公众对于印度的认知，真正始自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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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是摩根斯坦利在2004年发表的关于印度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印度被描述为下一个中国并且正在快速追赶中国的国家。印度作为一个突然受宠的经济体，之所以被描述为这样是基于以下理论支点：一、印度是一个英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就在代工欧美的软件产业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相当的规模，最著名的代表是INFOSYS公司和班加罗尔的神话；二、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承袭了欧洲的传统民主制度，在经济起飞中它可以享受独特的政治制度红利；三、印度还有一半（五六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将提供比中国更便宜的劳动力，从而在未来十年中发展“印度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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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几乎是印度年。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讲述一个突然间被发现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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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和中国一山之隔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国家。那时，每周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班飞机，可以从北京和上海直接到达孟买或新德里。我们对于印度的理解仍然是大象、拉兹之歌、戴着头巾的饭店门口服务生。媒体密集地采访中国社科院南亚所和他们掌握的为数不多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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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神话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在全球政治与经济评论框架中的语境。在2004年前，欧美媒体中的中国是这样几种角度评价下的角色：一是一个正在开放的共产主义国家；二是东亚出口模式的延伸。印度出现后，因为它在西方世界的特殊角色，是利于中国的形象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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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被并行提出，成为欧美世界的另一个真实的对立面；中国与印度被描述为亚洲经济的未来发动机、全球经济的未来发动机；中国和印度成为欧美、日本等传统经济力量的接班人；中国和印度将主导亚太与印度洋地区的新格局；中国和印度是21世纪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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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最典型的是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的观点。这位亚洲地区的领导人战略思维过人，他的观点对于西方世界也有巨大影响力。李光耀数次接受欧美媒体专访，认为印度与中国将成为全球的两个发动机。同时，新加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明确宣称，将把新加坡的未来绑到中国和印度这两架战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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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国经济过热后，印度与越南追兵何其急也！随后，龙象崛起就成为了著名的“龙象之争”，并成为美国《时代》杂志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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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龙象之争”，一定要回忆一下1962年双方间的一场陆军小冲突，除此外，双方经济的交集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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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软件外包几乎和中国改革开放同步而起，它以自己的英语人才（对于软件的写作与呼叫服务外包等服务业来说语言很重要）与硅谷的“印度帮”实力，把大量的软件外包合同拿到了印度。班加罗尔是2004年后的时尚名词，中国的信息产业部从那时起，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软件追赶计划，其目标设计几乎是瞄准印度的班加罗尔模式的。大连、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西安、成都等地的软件园，在印度模式的启发下，先从日本和周边地区开始吃进软件外包，做岸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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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所描绘的浪漫景象，在班加罗尔，现代与传统交织在一起，汽车与牛车混乱拥挤的这个城市是欧美媒体眼中的乱哄哄的发展中国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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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在孟买街头与机场看到的仿佛是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的样子，偌大一个城市很少看到林立的脚手架，但印度的活力已经开始慢慢释放。2003～2004年时，印度的手机用户存量只有600多万，相当于当时中国的移动通信商一个月增加的数字。2006年时这一数字开始爆发式增加，中兴通讯、华为、诺基亚等电信设备巨头开始向这一市场战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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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012年看，印度不可能在短期内追上中国制造。不过，要加上两个前提：一是人民币被逼迫大幅升值，二是中国政府人为提高工人的工资。如果不是这样，中国东南沿海本身就像一个庞大的地理生产线，它以山脉、河流、公路、港口为流水线元素，调动了几个亿的劳动力在为太平洋上日夜流动的船只提供货品，运送到东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这样一个规模生产基地，沉淀了一个国家在30年间积累的几十万亿的血汗成本，非一朝一日可以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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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打乱了龙象之争的节奏，欧美主流话语圈也无暇顾及中国与印度意识形态差别。印度忙于刺激内需，中国也忙于刺激内需，但一个强大的潜在对手已经在2004年后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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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东南沿海制造业仍是当家花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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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与华南的竞争，是中国东南沿海在最新亚洲经济变局中的拉锯战之一。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当全球金融危机进入最黑暗的时刻时，中国东南沿海的制造业遇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困惑。那个时候，“腾笼换鸟”的声音突然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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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爆发前，人民币升值、新《劳动合同法》、原材料上涨的三重打压下，珠三角和长三角明亮的新兴工业化图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坏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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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是中国经济最敏感的晴雨表，2008年，当温州的6万多家企业因为资金链极度紧张而面临倒闭时，央行又出其不意地提高了一次存款准备金率，回笼了几千亿资金。一边是流动性的泛滥，一边是流动性的饥渴，如此冰火两重天的资本供给，在2008年夏天的中国经济困局中同步出现，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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