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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在孟买街头与机场看到的仿佛是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的样子，偌大一个城市很少看到林立的脚手架，但印度的活力已经开始慢慢释放。2003～2004年时，印度的手机用户存量只有600多万，相当于当时中国的移动通信商一个月增加的数字。2006年时这一数字开始爆发式增加，中兴通讯、华为、诺基亚等电信设备巨头开始向这一市场战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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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012年看，印度不可能在短期内追上中国制造。不过，要加上两个前提：一是人民币被逼迫大幅升值，二是中国政府人为提高工人的工资。如果不是这样，中国东南沿海本身就像一个庞大的地理生产线，它以山脉、河流、公路、港口为流水线元素，调动了几个亿的劳动力在为太平洋上日夜流动的船只提供货品，运送到东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这样一个规模生产基地，沉淀了一个国家在30年间积累的几十万亿的血汗成本，非一朝一日可以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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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打乱了龙象之争的节奏，欧美主流话语圈也无暇顾及中国与印度意识形态差别。印度忙于刺激内需，中国也忙于刺激内需，但一个强大的潜在对手已经在2004年后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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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东南沿海制造业仍是当家花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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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与华南的竞争，是中国东南沿海在最新亚洲经济变局中的拉锯战之一。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当全球金融危机进入最黑暗的时刻时，中国东南沿海的制造业遇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困惑。那个时候，“腾笼换鸟”的声音突然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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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爆发前，人民币升值、新《劳动合同法》、原材料上涨的三重打压下，珠三角和长三角明亮的新兴工业化图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坏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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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是中国经济最敏感的晴雨表，2008年，当温州的6万多家企业因为资金链极度紧张而面临倒闭时，央行又出其不意地提高了一次存款准备金率，回笼了几千亿资金。一边是流动性的泛滥，一边是流动性的饥渴，如此冰火两重天的资本供给，在2008年夏天的中国经济困局中同步出现，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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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经济决策层已经纷纷赴东南沿海考察经济状况。浙江的皮鞋制造商康奈集团十天内就迎接了李克强、黄孟复、陈德铭等人率领的考察组。浙江是中国制造与民营经济双重指标研究的地方，长三角制造业遇到的困局，是一个相当紧迫的信号。同样的情景，在珠三角可能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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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紧的货币政策如果只是对房地产企业发出的，是一个合理的指向。从紧的货币政策如果同样指向解决蓝领就业的制造业来说，则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这一政策失误在2011年下半年微小型企业的倒闭潮中又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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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于制造业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放松只是2008年的经济管理手法之一，但是从沿海制造业对于这个国家经济的战略意义评估来看，这样的做法其历史性影响恐怕需要更大的视野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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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例证是，2008年中国船舶这只股票仍然在86元左右，而更早的时候，它一度冲到过300元。中国船舶是资本市场讲故事的题材，但一定是这个故事的主轴。QFⅡ从全球竞争力来评估中国的新兴工业化图景时，优先发现了中国制造业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船舶、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振华港机等大批制造业的股票在2005年后大放光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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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经济格局来看，中国的优势仍然是制造业，这与日本在2006年开始的创意经济转型、美国在90年代初的IT新经济转型、英国在80年代的金融服务转型完全不同，13亿人口的中国故事仍然是出口的故事与制造业的故事。尤其是机电与现代制造，它已经成为华南、华东与越南这样的新型竞争对手拉开差距的重要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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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流动性泛滥，增加了中国制造的成本。为对付热钱在房地产与股市的潜入，从紧的货币政策第二重打击了中国制造，使企业的资金链快要绷断了；全球原材料的涨价第三重打击了中国制造，出口成本再次提高。那时的华南与华东的制造业正生活在这样三重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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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错过了合适的历史时机后，人民币过快升值以及热钱对于它的夸张预期，打破了当时我们的很多不切实际的梦想。机械照搬美国的货币政策理论，不顾中国实际，对于沿海制造业出口的打击已经是一些十分不安的消息了。到了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时，情况突然转坏，整个沿海制造业受到了一系列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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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制造”仍然是这个国家参与全球化、分享全球化成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东南沿海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当家花旦。反对中国继续执行出口战略的人忘记了，改革前30多年的成功就建立在东南沿海的出口基地上。中国大陆不是日本，也不是“四小龙”，那种认为“出口”战略会损害一个国家未来的观点是假设了中国是一个岛国或者半岛；他们也忘记了，我们是一个按五年计划生产的国家并且有庞大的国有企业生产力。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观点，中国经济有外国人看不懂的地方和秘密。这些秘密是不是以东莞为代表的出口模式，以温州为代表的私有经济、以安徽为代表的土地承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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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语境下看问题，即使“十二五”计划中，中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转变增长方式运动，东南沿海的震撼全球的出口基地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动力，绝不可因为政治选举周期与国家经济计划的制订而拱手让与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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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亦新亦旧的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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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的“中国制造”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崛起，又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迷失。中国制造的狂飙十年中，在关注战略问题的同时，更深的社会问题开始显现并成为需要政治与社会双重关怀的话题，其中，劳动力是一个关键字。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帮助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快速地更新了“工人阶级”这个旧话语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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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妹、打工仔”是第一代称呼，这种略带情感的称呼反映了80年代东南沿海的生产者特征：他们来自农村，他们是年轻人，他们充满理想，他们是不成体系流动的人，他们没有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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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民工）”是90年代进入学术领域并去掉了情感色彩的一种称呼。作为“打工妹、打工仔”的升级版，这个词语为中国注解两种社会变化：一是从农民向工人过渡的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正在形成，他们是农民工，他们在农村还有土地和亲情，他们在城市也有了新的交往群体与定居生活，他们是职业化后的“打工妹、打工仔”；还有一种意义是，与他们并行的，还有一个庞大的正式“工人”群体，后者是国有企业里有政治价码的工人。这样的并行一直到朱镕基进行国企业改革后，界限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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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是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的通用名词，它基本取消了情感附着成为纯名词。这标志着，生产者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群体，他们基本不分地域来源、不分城乡差别，他们是中国制造中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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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一幅肖像：如果第一代打工者到珠三角是1984年，那时他是18岁，叫做打工仔的话；邓小平南巡谈话后，他已经是28岁了，成为一个职业化的农民工；到了中国成为全球工厂后，他已经38岁了，他成了家，有了孩子；他寄居在城市，需要住房，他的孩子要读书，他们是城市的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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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东南沿海30年发展史，是三个称呼的演进史。它的背后，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国生产者职业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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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新《劳动合同法》修改后，东南沿海出现了第一个阴影。从政治角度与经济学角度看这件事情，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结论。从经济学上看到的是生产成本的提高与工会这样的陈旧生产关系复苏，它可能会使东南沿海的轻快活力拱手让与越南。从政治角度看，在和谐社会的语境下，提高工人待遇并设置工资底线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施政策略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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