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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的民粹主义投票法，在现实中正在深深地改变学者与立法者的独立思考精神。不管怎么说，华南的世界工厂的故事只是刚刚开始讲，没有停下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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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张五常在2008年十分郁闷，这位因为合约理论而驰名全球的华人经济学家，一口气写了9篇文章，警示经济学界与立法界直面新《劳动合同法》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张五常认为，华南的很多小工厂将因此关门，或者迁移到东南亚与印度去。华南的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竞争力是生产成本低，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低。如果因为合约条件的强制性改变，华南的工厂将不会再从农村源源不断地开发劳动力，把他们变为成熟的产业工人，帮助中国完成一个世纪性的城市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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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上升就会导致毛利率下降，劳动力雇佣的条件强制改变，就会把意识形态的因素加入到全球化生产中，这是华南在它的黄金十年末期遇到的困扰和担心。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合约组织，合约是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保证。如果合约增加了市场成本，华南的经济神话就可能会成为神话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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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担心曾经是日本与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真实心境，但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市场，有呈梯级的东部、中部、西部劳动力结构。在经济制度没有变数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有序的劳动力补充运动，可以将华南的世界工厂神话再延续二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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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六七年里，全球商品牛市与能源、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给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一个翻身的机会。同时，一轮股票牛市重估了这些国有企业的价值后，在一个蓝筹的名义下，公司治理结构这样的考量指标没有人再提了。这就是2006年以来学者们担心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国进民退”。因为这样一个参数的干扰，华南世界工厂的制度优势闪烁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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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有企业式的用工条件套在民营企业身上，这正是十几年前中国改革时最想打破的东西。如果再重新回到那样一条道路上去，劳动力合约的改变将使中国东南几千公里海岸线边的工厂因为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降低效率，这确实是华南故事与中国经济的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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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的出口战略需要做出渐进调整，但华南作为中国制造的实践地，它的商业故事需要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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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建立一个包含农民工权利的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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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之于东南沿海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意义，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还有没有成体系的理论。在做这一段论述时，我们重温德鲁克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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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彼得·德鲁克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大作《工业人的未来》。2006年，这位世界管理大师逝去时，人们盖棺定论他对于美国的贡献时不得不承认，《工业人的未来》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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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时的德鲁克只是一个30多岁的奥地利犹太青年，但是，他提出的功能性社会概念，已经成功地预测了整体欧美世界在20世纪中后期的政治与经济走向，这让今天的30多岁的青年学人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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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的功能性社会理论，核心是一句话：一个社会要给它的工业体系中的每一个成员以明确的社会功能和身份，这样的社会建构在此时的语境下才是合法的。这样一个战略性的社会前瞻思想，实际上已经解释了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完成与工业社会的建立。同样，在一个移民与以西进为背景的美国社会建构中，功能性社会是今天这个国家的法宝。对于中国东南沿海来说，功能性社会的建立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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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传记《旁观者》这本书中，德鲁克写道：他从自己的理论中推导出二战走向，他认为纳粹可能会很快吞并欧洲，美国将会在未来参战。于是，他提前几周离开了德国，逃过了犹太人在这个国家宿命的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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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的国家与教堂之讨论的中国知识界，一些青年人向传统的社会观发起了小小的挑战。那次论战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中国30多年改革的总结及未来30年的展望中，关于功能性社会的建构在中国的出发点，首先需要落在农民工这样一个社会新型主体人群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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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有人发问：马克思笔下的中国的工人们，他们在哪里？主政者会怎样回答？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妨看看这样的判断：农民工是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决定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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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30年后重现的时候，往往会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其中的伟大裂变。起初只是改革的名义，但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这些离开土地的自由劳动力一举成为中国华南社会的主体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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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时，我曾经为一张照片而感动，那是一群已经在北京盖完了一个巨型工程的四川农民工，离开这个城市时在马路上依依不舍留影的一幕。如果说他们还是乡村人群，他们走向城市化的第一步还有一些浪漫的话，当2005年冬天，北京的农民工为了讨工资而做出跳楼的准备并不断把“新闻线索”电话打给我所在的《北京晨报》时，那已经是一种社会的残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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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社会学家“担心”，用不了几年，长期务工的农民工的孩子们将成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的土生土长的人群时，他们成为这些城市一个新的群体，并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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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社会问题也可以看做是一个经济问题。无论用经济人的眼光看，还是用社会人的眼光看，无论是华南工厂里的农民工还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的农民工，已经成为这个社会重新需要确定合法化身份的主流人群。这也是中国在加入WTO后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甜头的时候，需要做出的一个重大社会制度安排。在一个建立了城市化工业带的华南，你参与全球化的每一步都是几千万来自内陆的移民完成的，这种壮举堪比美国的西进运动。100年前在加利福尼亚搬枕木的爱尔兰的农民工与100年后在广东东莞已经生出孩子的四川农民工夫妻一样，都在参与一个功能性社会的重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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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西北部法》与强力保护的物权，是这样一个时期建构功能性社会的得力之举。因为一个合法的道德原则，那些离开土地的、背井离乡的公民获取一个新的社会身份，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今天的华南，面对全球化，等待这样一个功能性社会建构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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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中国两会我格外留意。我仔细听了三位农民工代表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的发言。他们的符号意义如果能够有效地放大，按照十七大报告上的“增量民主”政治哲学观，一个新的合法化的社会群体将会给每一个人带来格外的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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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对比过欧洲与北美建构经济人或工业人的功能性社会路径。欧洲的教训是，往往在一开始就确立一个绝对理念，以至于最后变成极端主义。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小说中，巴黎外省人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功能性社会建构失败的例证。中国华南的世界工厂带已经有四五千万产业工人，对于他们的经济身份的认同，如果配之以社会身份的认同与确定，将会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制造另一轮经济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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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是，中国现在有1.3亿农民工生活在城镇与华南等的工厂里，他们的乡村生活方式已经渐渐远去，作为一个城里人和一名产业工人，这种身份的转变需要一种新的社会道德理念作为合法支撑。这种道德理念将来自自食其力的个人产权、来自工业劳动者的尊严、来自中国根本不能拒绝全球化的道路选择。承认这一点，就要做下面这样多的系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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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中，有没有提升农民工（或者说新产业工人）问题的议政机构？人大是否每年要讨论一次农民工问题？工会是否从国有企业的语境下走出？大学里有没有农民工研究的学术方向与系科？政治代表中，按照增量民主的原则，需要增加多少农民工代表？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能不能不受歧视？农民工的孩子入学是不是不受歧视？最重要的是，党的工作报告中，把对于新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的论述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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