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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时，我曾经为一张照片而感动，那是一群已经在北京盖完了一个巨型工程的四川农民工，离开这个城市时在马路上依依不舍留影的一幕。如果说他们还是乡村人群，他们走向城市化的第一步还有一些浪漫的话，当2005年冬天，北京的农民工为了讨工资而做出跳楼的准备并不断把“新闻线索”电话打给我所在的《北京晨报》时，那已经是一种社会的残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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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社会学家“担心”，用不了几年，长期务工的农民工的孩子们将成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的土生土长的人群时，他们成为这些城市一个新的群体，并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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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社会问题也可以看做是一个经济问题。无论用经济人的眼光看，还是用社会人的眼光看，无论是华南工厂里的农民工还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的农民工，已经成为这个社会重新需要确定合法化身份的主流人群。这也是中国在加入WTO后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甜头的时候，需要做出的一个重大社会制度安排。在一个建立了城市化工业带的华南，你参与全球化的每一步都是几千万来自内陆的移民完成的，这种壮举堪比美国的西进运动。100年前在加利福尼亚搬枕木的爱尔兰的农民工与100年后在广东东莞已经生出孩子的四川农民工夫妻一样，都在参与一个功能性社会的重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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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西北部法》与强力保护的物权，是这样一个时期建构功能性社会的得力之举。因为一个合法的道德原则，那些离开土地的、背井离乡的公民获取一个新的社会身份，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今天的华南，面对全球化，等待这样一个功能性社会建构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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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中国两会我格外留意。我仔细听了三位农民工代表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的发言。他们的符号意义如果能够有效地放大，按照十七大报告上的“增量民主”政治哲学观，一个新的合法化的社会群体将会给每一个人带来格外的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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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对比过欧洲与北美建构经济人或工业人的功能性社会路径。欧洲的教训是，往往在一开始就确立一个绝对理念，以至于最后变成极端主义。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小说中，巴黎外省人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功能性社会建构失败的例证。中国华南的世界工厂带已经有四五千万产业工人，对于他们的经济身份的认同，如果配之以社会身份的认同与确定，将会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制造另一轮经济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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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是，中国现在有1.3亿农民工生活在城镇与华南等的工厂里，他们的乡村生活方式已经渐渐远去，作为一个城里人和一名产业工人，这种身份的转变需要一种新的社会道德理念作为合法支撑。这种道德理念将来自自食其力的个人产权、来自工业劳动者的尊严、来自中国根本不能拒绝全球化的道路选择。承认这一点，就要做下面这样多的系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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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中，有没有提升农民工（或者说新产业工人）问题的议政机构？人大是否每年要讨论一次农民工问题？工会是否从国有企业的语境下走出？大学里有没有农民工研究的学术方向与系科？政治代表中，按照增量民主的原则，需要增加多少农民工代表？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能不能不受歧视？农民工的孩子入学是不是不受歧视？最重要的是，党的工作报告中，把对于新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的论述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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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中国的繁荣如果不建立在尊重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基础上，中国政治的架构中，新产业工人如果不能在主流话语中保持它的地位，那么，未来10～20年，中国之梦的经济预期将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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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建立这样一个功能性社会，把东南沿海的故事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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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六章 世界工厂发热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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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经济是基于国家宪法意义下的经济行为透明化与合法化，实际上，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博弈中实现效率化的最有效手段。以行政手法取代政治手法，以宪法路径取代行政路径，首先应在经济领域实现宪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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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后的几年中，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段“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即使2003年出现了“非典”疫情，“非典”过后经济再度猛涨如虎。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中国在经济战略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没有对人民币主动重估；二是没有警惕过度的重商主义。这两个错误使得2004年之后的经济过热杠杆化难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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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过热的杠杆支点是中国需求，杠杆物是大宗商品，杠杆者是欧美投行。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才恍然大悟，世界工厂发热的背后是全球商品牛市，而商品牛市的背后是美国的金融过度杠杆化造成的一个资本“核动力源”。那时的经济逻辑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经济要降温，人民币就要升值；人民币要升值，热钱就要进来；热钱多了，经济还要过热。中国经济反反复复在这样一个逻辑中旋转，直到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货危机的征兆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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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西方语境中的“共产主义国家”在成为世界工厂后要受到特别因素的制约。中国在成为全球工厂的成长中，出口压倒性地超过了内需，但中国的国家力量无法掌握全球原材料与能源的话语权。无论是在印度洋的石油运输安全还是中亚的石油管道谈判；无论是澳洲的铁矿石还是非洲的资源，一个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直奉行“韬光养晦”的中国，很难把软实力转变为有效的话语权，这种局面在2005～2007年达到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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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求是》杂志发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一篇文章《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此文被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罕见地全文转发，并视做未来中国新领导层对于经济发展的战略设想。在这篇文章中，李克强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中称，“应当看到，外需往往受到许多不可预料和突发性因素的影响，其变化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此文正是对世界工厂模式的一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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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自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中的10年，中国的经济过热是在为全球生产的大语境下而渐渐走向被动的。这种转变增长方式可以看做为未来10年对于“世界工厂”的一种“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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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5年底经济风向悄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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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非典”中，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叫《隔离中国》，在这篇评论中，一个全球新兴经济体在突然间被否定，这确实体现了美国人习惯的对于世界错误思考并作出结论的强势表达方式。结果到了2004年，中国经济突然又开始热了起来，并在2005年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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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经济过热，能源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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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夸张的是北京，为了给工业生产企业节电，很多政府大楼晚上把房顶上的霓虹灯都关了，长安街两边的建筑晚上黑乎乎的。这种全力保生产的“现实”做法只有一个新兴市场中才会出现。也正是那一年，政府对办公楼的空调温度才做出了正式的法律规定。据媒体报道，北京一些觉悟高的政府机构，甚至连空调都不开了，为的是节约能源，结果里面的胖公务员每天热得直摇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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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2004年以来让人觉得又好又担心的中国经济过热，很热但CPI又不高，像一个精神头儿倍棒的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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