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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非典”中，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叫《隔离中国》，在这篇评论中，一个全球新兴经济体在突然间被否定，这确实体现了美国人习惯的对于世界错误思考并作出结论的强势表达方式。结果到了2004年，中国经济突然又开始热了起来，并在2005年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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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经济过热，能源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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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夸张的是北京，为了给工业生产企业节电，很多政府大楼晚上把房顶上的霓虹灯都关了，长安街两边的建筑晚上黑乎乎的。这种全力保生产的“现实”做法只有一个新兴市场中才会出现。也正是那一年，政府对办公楼的空调温度才做出了正式的法律规定。据媒体报道，北京一些觉悟高的政府机构，甚至连空调都不开了，为的是节约能源，结果里面的胖公务员每天热得直摇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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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2004年以来让人觉得又好又担心的中国经济过热，很热但CPI又不高，像一个精神头儿倍棒的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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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人民币做了一次性升值后，2005年秋天，学者们对于中国经济时局的判断就出现分歧：经济状态究竟是最好的呢还是正准备走向不好？在媒体上，分别有“汪同三派”、“林毅夫派”和“罗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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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同三当时主持的2006年的中国经济报告认为，中国GDP可能在9%以下。不过他还有一个观点，中国经济处于改革以来的最好时期，这个黄金时期一言以蔽之：高增长，低通胀。林毅夫与北大的老战友宋国青的观点相左，他认为，2006年中国经济将走向通缩。还有一个是摩根斯坦利的罗奇，这个人是以看错中国经济并敢于认错而著称，他甚至将中国2006年的GDP看到了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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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这三派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回放一下当时的中国经济大语境。汪是保守派，林是中派，罗是激进派。做个最愚蠢的除法后，我们看到的结果将是：2006年中国经济降温。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心理预期已经调头向冷。心凉了，经济也就凉了。由此，2004年定出的“双稳健”政策中，稳健的财政政策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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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官方财政专家贾康的观点。他是财政部财政所的所长，其掌握的数据与政策口风是最一手的。贾在《中国证券报》的一篇文章中说，积极财政政策不变，但要因时而变，也即在特殊的时候做出灵活变化。这是理论吹风，明眼人只要知晓国内的理论吹风逻辑就明白其中是什么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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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底，金人庆又补了一个观点：“十一五”期间的财政政策重在刺激内需。那篇枯燥的讲话在和讯网上竟然有最高的一个跟帖率，意义不在于它是财政部长说的，而是中国刺激内需的长期性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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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穿了，大家还是认为经济要冷下来的。“刺激”表明了这种含义。实际上，2005年底时的中国宏观经济究竟如何评估，在当时是十分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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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防冷又防热”的两手准备深刻地表明：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人们看不出当时中国的经济为什么是那样一种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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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错误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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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种子在那时已经埋下，对于很多决策者来说，这件事在金融危机之后甚至还都没有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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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底，面对重新“重工化”的经济结构、面对“国进民退”对于现有经济管理系统的冲突与挑战、面对房地产市场投机背后真正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博弈，简单的货币政策是难动其筋骨的。这些问题正是经济过热的深层原因，这些错误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的时候，要治理它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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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重工业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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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重工化的浪潮中，一些地方政府上马大项目，此类生产能力加重了中国向全球采购资源与能源中的议价风险，使得一直缺乏经济功能的外交、军事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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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能源为例，中亚、俄国、西亚、非洲、近海这五个石油来源，有的是地缘政治关系、有的涉及海权斗争、有的涉及新国际政治体制。突然而至的能源需求，使得当时的军事与外交功能出现了很大的压力。外交与军事、国际软实力（全球话语权）的力量无法快速适应两三年内突然加速发展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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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国进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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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国企群，自2005年后也是一个看得清的趋势。国有企业的政治级别以及对于国家经济命脉的权重影响，在一个全球商品市场的杠杆式发展中，也隐形地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了杠杆影响。国有企业绝大多数是资源与能源垄断性的上流企业，在那一轮全球商品牛市中，公司治理这一历史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国企突然间莫名其妙地成为赚钱机器，石油、煤炭、有色、电力……大型国有企业的盈利暗示了地方政府的进一步重工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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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全球商品牛市的基础上的，及至2008年华尔街的问题出来后，央企盈利的可持续发展重新进入了经济学界的思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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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是最核心的，是滚烫的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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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经济全面过热的最强势力量是房地产业。这一行业基本上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化工等产业链的拉动者。在赌人民币升值的博弈中，国外热钱与国内投机资本进入房地产行业，使楼市的泡沫在短短三年间已经放大到一个夸张的地步。楼市的过热，如果不放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关系这一大背景下看，它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真正的问题是，在中央与地方分税的财政体制下，卖地并为土地寻找合理的高价，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来源，这也是推动房价高涨的第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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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产权问题没有完全的明确，是过去10年来城市与农村拆迁问题的核心所在。在楼市泡沫的形成中，地方政府平价拿地而高价卖地，使政府成为楼市泡沫的第一受益者，将巨大的社会成本转移给几十年来苦苦积累资金想买房的普通人。2004～2007年楼市过热导致的“楼吃人”留下了大量的负面社会影响，城市的拆迁成为城市中最严重的社会冲突，农村的拆迁成为农村最激烈的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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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7年的经济过热中，这一问题始终没有从政治制度安排中解决，最终能动用的只是行政手段与货币政策。而这两个工具都是小棍子，不能真正做到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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