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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这批北方省份突然成为地方政治新星：山西的煤炭销售使它在2004年就成为全国财政大省，并在北方造就了一个奢侈新名词：煤老板。内蒙古则步山西之后，也想做一次能源大佬，2005年连创三个全国第一，其中一个就是投资增长全国第一，及至后来形成了鄂尔多斯这样一个中国能源与GDP“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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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区的地方领导人，在经济落后成为政治弱势的语境下，往往采用两种手法：一种是想“实事求是”地搞一点地方特殊化，一种是想比较粗暴地搞一点地方的大跃进。此种手法在2006年的经济背景下恐怕再难得到政治照顾。新华社报道的内蒙古主席杨晶与两位副主席向中央作出的检讨，实际上可以看做为大部分北方落后地区投资冲动的一个有效政治警告，其信息恐吓效应不可低估。新华社的报道还说，内蒙古决定将停止一批工程。恶果之幕从那时刚刚拉开，其损失的潜在影响远远超过“铁本”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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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举周期·过热周期·商品市场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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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全球商品周期与中国的地方领导选举周期合拍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境？2004～2007年是最好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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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改革30多年，对于全国性经济过热，仍然没有找到比较明确的解决办法。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博弈中，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法不是独立的货币政策，而是硬着陆式的行政手法，而这一手法的经济成本是最高的，也是最见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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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讲到的内蒙古检讨事件是一种解决之道，但非恒久解决之道，也非合法化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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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多年，中央政府从一个集权的经济管理模式，开始向一个威权的管理模式转变。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是超越行政区划及地方诸侯经济的；但是，一个全国不统一的行政考量体制及地方官员与经济精英群体权力寻租的冲动，完全肢解了前述的统一经济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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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中国已经参与了全球化竞争的现状下，为什么广东可以搞特殊，北方诸省就不可以搞特殊；为什么上海可以那样做，内地省份就不可以那样做？但内蒙古检讨事件是一种政治警告，不用说，各省就会立即自己主动踩下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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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整个北方与西部都是中国最官本位的地区，虽然他们有冲动性投资的天真和渴望自己被网开一面的幻想，但做检讨式的政治解决手法是一根红线，一旦踩到，将会出现本能式的退缩和不计成本的自我否定。这一点，他们与以上海为代表的华东经济圈不一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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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能源省份经济过热还有一个特别现象，它与垄断央企的利益纠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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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2006年初不完全的统计表明，仅内蒙古一省的火力发电装机容量就超了2 000多万千瓦，而2010年时三峡水电的装机容量也不过1 400万千瓦。内蒙古地方政府与央企电力机构的利益纠缠在一起时想联手逼宫，但遇到行政命令，则造成的是双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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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另一种中国经济周期即选举周期。与中国政治选举周期并行的投资冲动周期，每隔四五年一次，在不同的地方领导人的“政治自我实现”中，都会重复同样的“先建设，后废止”的案例。随着中央集权向中央威权的演变，地方经济自我化的风潮不断吞吃来自上层的威严，并以“跑部进京”的方式最终达到地方利益的最大化。过去几十年来，对于地方政治领导人的产生来说，本地利益最大化成为一种朴素而固执的政治诉求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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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选举周期如果与全球商品周期无意间合拍的话，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杠杆效果。高涨的能源价格会助涨北方省份与中央博弈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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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宪政经济或政治科学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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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制度需求一旦压倒性地超过了集权行政方式的承受力，往往是收获大批历史性法律与政治成果的好时机。工业革命后，欧洲与东亚的宪政改革都是在这样历史比例关系中发生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后被新马克思主义者重新阐释为政治的科学化（哈贝马斯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论述），香港学者金耀基的“行政吸纳政治”的理论也是这一意思（适合于解释集权文化与政治环境下的经济发展如香港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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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5年，中国过热的经济背后有4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央企与地方的投资关系；选举周期与商品周期的关系、商品周期与货币周期的关系。前两组关系已经使问题在中国很复杂了，如果再加上后两组不可控的环境参数，使得施政者同时面对国内与国外两种力量的制约而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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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在研究晚期资本主义时发现，政治公共领域的批判功能下降的同时，政治科学化的发展越来越成体系。对于中国在1978年后的实用主义发展研究中，政治科学化或者行政吸纳政治的做法是重要的制度保证并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合法化。管理上面的4组关系，最终需要明确而合法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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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经济是一个可以探索的理论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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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经济发展自由在中国是一个完全合法的信仰，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本身需要这样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安排。尤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由量到质变化的临界点后，向政治制度要生产力已经成为一个必需的选择。在中央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中，如果单纯地靠平衡、警告、打压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并不能有助于解决一个地区或全国性的宏观经济问题，尤其在中国继续强化对于经济领域的控制的新背景下，管理宏观经济解决之道需要宪政经济这样的创新性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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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经济不是什么新构想，在成熟的市场化国家里，国家货币政策的确定与管理、国家财税政策的确定与管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计划与管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往来、央企与地方政府的经济交易行为、中央计划部门向地方的投资数量与比例、中央优惠政策的发放等都需要完全纳入法律性框架中，而不再是凭借长官意志与地方诸侯的政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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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朱镕基政府以来，央行的货币政策主导机构功能初步得以明晰，但在2005年后的过热中，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在中国有效传导治理经济过热的力量，其原因在于独立的货币政策不是在一个法律制度安排下独立作出的。一个一直在学习美联储的央行并已经初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但在议评货币政策时，它并没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权。货币政策的功效必然是打折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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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一个真空地带早已形成，尤其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和刺激经济的时候最为明显。当然，中央计划部门对于各省的项目安排不是基于法律平等意义下的分配，而是渗透有浓厚的地域人脉特性与公对公的权力寻租，比如各省“跑部”的驻京办、各省对于跑下部委项目的提成，这已经成为一种明面上完全合法的地方行政工作。反过来，它强化了地方在经济上搞“独立”的冲动并扭曲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工作关系的对接原则。2004年后，“跑部”相当严重，甚至很多县都设驻京办直接通过本县在中央部委的人脉要项目。到了2008年底4万亿投资时，情形夸张到国家发改委周边的宾馆一房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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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诸侯对于经济发展的渴求，如前文所言，一个是官员的群体性自我政治实现冲动；一个是扩充群体性的集体权力寻租经济来源；还有一点是，地方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勾结或联盟，通过项目的上马来扩大自己的收益，从而形成一种有浓厚地方本位主义的“总体性资本”。吴敬琏先生则直接把它放在广义的权贵资本主义论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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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经济是框架性经济制度原则的确定，主要是划定防火墙和边界线。在框架中，微观问题的解决才不会扭曲。它超越了企业与地方政府或中央部委的个体，实际上是对掌控经济行为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勾结的一种制度梳理。尤其在对于重大公共经济政策与项目的决策中，由于个人承担较小的责任而引发集体的重大损失，这个时候，宪政经济即使充满了机械主义成分，也要比那种精英和英雄式的决断与灵活带给整个社会的风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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