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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经济的内循环小于外循环时，输入型通胀的负面效果往往更大。不过，1980～1990年的中国通胀是内部问题，是供给不足的传统范围；2000年后的通货膨胀是外部问题，是能源涨价等一系列复杂国际因素导致的输入型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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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下半年，我在北京不少清真饭馆发现，菜单上凡是有羊肉的地方，都补了新标签，价格高得离谱。某天吃饭时，我问服务员，价格怎么涨这么高，服务员说现在肉都涨价了，他们只能改价签。算一笔账，一盘葱爆羊肉，2004年时在大一点的饭馆是十二三块钱，2007年时已经是18块钱甚至24块钱了，到了2010年，已经达到了3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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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涨价了，人们发现盘子里的肉也越来越少。某天，在一个老字号的饭馆里吃葱爆羊肉，发现不但葱比肉多，而且肉如纸薄。商家涨价又削量，使我觉得在饭馆里几乎吃不到一盘挡口的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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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肉涨价是最没有道理的，与当时那一轮因为能源价格上涨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关联度不高。无论是河北大厂过来的羊肉，还是从西北来的羊肉，都不是玉米喂出来的。圈养的羊也好，放养的羊也好，饲料养殖现象还是很少的。正是羊的饲养的特别性，让人感到肉价上涨的恶性传导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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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一切，正是2007年中国那次小型通货膨胀的机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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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1月开始，中国的猪肉涨价已近40%，连锁传导到相关食品链，物价连环涨，从而使当年7月中国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点5.6%。这个数据，使很多人担心中国一定出现新一轮全面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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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些文字，是我在2007年写出的分析，结论是：CPI不会有多高，只要外部环境一有变化，中国的CPI就会下来。毕竟，中国早已过了农产品短缺的时代。后来的结果证明：2008年石油价格泡沫破灭后，CPI的泡沫也就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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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价涨了40%，但青菜没有涨这么多，因为种菜不用玉米作肥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的人来说，菜的指标意义当时远远要大于肉。把通货膨胀看做一只虎，肉价上涨是出笼的第一步；菜价大涨，将是第二步；那个时候，仍然还可以控制局势，因为只是食品价格；如果传导到第三步，也就是工业品也全面涨价后，通货膨胀真是虎出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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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价上涨只是一个输入性通货膨胀因素，就是全球玉米涨价。玉米去做乙醇汽油了，饲料来源的短暂真空才使肉价上涨。这个传导过程虽然缓慢，但是一直不停，这使得大家有了恐慌心理。国内几个著名的投行经济分析师，给出了很悲观的预测，觉得新一轮通货膨胀要来了。我不同意，现在中国经济完全不同于1988年和1993年前后了，核心是中国经济的效率在呈一条陡线上升，工业品打着价格战销售，这才是真正压在通胀虎笼上的巨石。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另一个意思是，中国的经济自身并没有内生的通货膨胀。解决问题之道，也在于输入另一个消灭通货膨胀的东西。2007年，中国宣布从美国进口3 000万公斤猪肉，平抑国内肉价。说真话，这一步虽然做得有一点晚了，但仍然是良策。国内市场的价格缺口让国际市场来补，把中国的肉价上涨问题放在全球范围去解决，其意义就像把宁夏的羊肉运送到广东去，平抑广东的局部羊肉价格上涨一样。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对于本国的农业产品市场保护很好，外国大米根本进不去，因此，如果我们效仿日本，阻止美国的猪肉进入中国，将会有效保护中国农民的利益。这种观点当时最讨好，看似在为农民说话，如果问题的语境一旦改变，这才是真正害苦农民的手法。原因只有一条，如果通货膨胀不控制，就会不断传导，在一个极端的环境下，是有可能成长为一场全面的通货膨胀危险的。全面的物价上涨中，受害的反而是处于最下游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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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只需半年就能打胜这场战役。这个“半年”不是虚指，因为生猪的成长期至少在半年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局面控制得好，通过打击食品产业链上的非法串联涨价，必须在半年内控制住肉价上涨不恶性传导，这场战役越快越好，作战能力上雇佣军胜过私家部队。一等农民大量养殖的生猪半年出栏后，供给增加，肉价自然就会降下来。但这中间的事情谁又保得准呢。因此，最快结束战役的办法是引入“雇佣军”的速度，时间越快越好。大量的进口肉会使农民半年后企盼的肉价上涨的愿望落空。但是，如果是全面的物价上涨，农民肉价上涨的喜悦抵不上家里用的什么东西都涨价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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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键是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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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的舆论核心是守望CPI。一直守着等当年8月份物价消费指数，一看是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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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伙，这个数字都创了10年新高了；当天，国内股市暴跌4.7%，这样的跌幅曾经在那年5月和6月也有过。此一时，彼一时，股市上了5 000点高楼后，已经是“不胜寒”的心理了。所以，6.5%的消息一箭射出后，股市一片风雨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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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的通货膨胀在经济上一向被看做是牛市的温床。这样的好日子在2007年已经结束。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经济模式已经走到头了，让经济学家们对于中国经济的这样一个意外而幸运的局面欢喜不已。但6.5%之后的经济，对于老百姓生活的意义就需要仔细评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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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几个数字就是一个形势报告，四个“但是”预示的是不妙的东西：8月份，中国的居民物价同比上涨了6.5%，但核心物价指数才0.8%；城市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6%左右，但是农村高于城市，达到了7.2%；食品价格上涨了约18%，但是非食品只上涨了0.9%；肉的价格上涨了49%，但是菜的价格也竟然达到了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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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国家统计局经济师的姚景源认为，刨掉食品与能源后，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数才0.8%，所以还不是全面的通货，大家不用担心。然而这个刨去不计的项目正是此次食品通货膨胀的根源，巧合的是，食品价格的上涨正是由于能源问题。因此，那个核心通胀率完全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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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开始悄悄地传导，从猪肉价格传导到其他肉类，从肉类传导到粮食，从粮价传导到了菜价。虽然这种传导仍然在食品的范围内，但是势头已经有一点不对了。主管者往往对这类问题反应很慢，一俟食品价格传导到其他产品价格后，就比较难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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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最初的朴素想法中，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会给农民的收入带来一个惊喜，比如菜价的上涨会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经济学家张五常甚至还让他的助手跑去研究菜价，得出结论，菜价上涨对农民是有好处的。但是，那里面还是有一些危险的东西没有提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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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已经告诉人们，农村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达到了7.2%，比城市要高。农民是农产品的提供者，也是消费者。如果我们把物价与农民的生活水平都看成一个定量的话，只是一个经济学公式，并不是一个生活公式。农民的对付物价上涨的唯一方法就是抑制自己的生活水平，2006年以来，很多农村的贫困家庭已经是口中肉味越来越淡。在贫穷的西北农村，1公斤牛肉已经都是26块钱了，无论如何对农民都是一个极高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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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猛于虎，关键是“伏虎”。伏虎成功是政府造福民生。如果政府不能有效伏虎，一次通胀就能卷走老百姓手里那点积累了十几年的微薄收入。农民选择少吃肉来抵制通胀，把钱存下来，但是，7.2%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相比于4%的存款利息时，他们手中那点收入已经在悄悄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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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经济学家开出的治理通货膨胀的药方有：一个是加息，一个是人民币升值，一个是迅速改变农产品的供给等。站在2012年看时，大家才明白的是，货币政策的功效来得不会太快。央行在仿格林斯潘的那个加息通道手法时，往往忽略中国的经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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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加息，特别像小孩子在玩捉迷藏时告诉别人说“我不在这里”。人民币、热钱、楼市泡沫是当时根本打不开的结。如果能迅速增加肉类与油脂类产品供给，大量调用国际市场的肉产品来平抑国内市场的肉价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把通货膨胀放在一个全球市场中解决，情形可能在短期内就会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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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戏剧性的结果是：到了2008年初，次贷危机的声音不断密集传播开来，到了2009年时，CPI突然为负了。一盆热水后又是一盆凉水，只能算是巧合，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对低层次出口的过度依赖，金融危机过后，这个问题还会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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