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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键是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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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的舆论核心是守望CPI。一直守着等当年8月份物价消费指数，一看是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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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伙，这个数字都创了10年新高了；当天，国内股市暴跌4.7%，这样的跌幅曾经在那年5月和6月也有过。此一时，彼一时，股市上了5 000点高楼后，已经是“不胜寒”的心理了。所以，6.5%的消息一箭射出后，股市一片风雨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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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的通货膨胀在经济上一向被看做是牛市的温床。这样的好日子在2007年已经结束。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经济模式已经走到头了，让经济学家们对于中国经济的这样一个意外而幸运的局面欢喜不已。但6.5%之后的经济，对于老百姓生活的意义就需要仔细评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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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几个数字就是一个形势报告，四个“但是”预示的是不妙的东西：8月份，中国的居民物价同比上涨了6.5%，但核心物价指数才0.8%；城市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6%左右，但是农村高于城市，达到了7.2%；食品价格上涨了约18%，但是非食品只上涨了0.9%；肉的价格上涨了49%，但是菜的价格也竟然达到了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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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国家统计局经济师的姚景源认为，刨掉食品与能源后，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数才0.8%，所以还不是全面的通货，大家不用担心。然而这个刨去不计的项目正是此次食品通货膨胀的根源，巧合的是，食品价格的上涨正是由于能源问题。因此，那个核心通胀率完全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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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开始悄悄地传导，从猪肉价格传导到其他肉类，从肉类传导到粮食，从粮价传导到了菜价。虽然这种传导仍然在食品的范围内，但是势头已经有一点不对了。主管者往往对这类问题反应很慢，一俟食品价格传导到其他产品价格后，就比较难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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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最初的朴素想法中，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会给农民的收入带来一个惊喜，比如菜价的上涨会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经济学家张五常甚至还让他的助手跑去研究菜价，得出结论，菜价上涨对农民是有好处的。但是，那里面还是有一些危险的东西没有提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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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已经告诉人们，农村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达到了7.2%，比城市要高。农民是农产品的提供者，也是消费者。如果我们把物价与农民的生活水平都看成一个定量的话，只是一个经济学公式，并不是一个生活公式。农民的对付物价上涨的唯一方法就是抑制自己的生活水平，2006年以来，很多农村的贫困家庭已经是口中肉味越来越淡。在贫穷的西北农村，1公斤牛肉已经都是26块钱了，无论如何对农民都是一个极高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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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猛于虎，关键是“伏虎”。伏虎成功是政府造福民生。如果政府不能有效伏虎，一次通胀就能卷走老百姓手里那点积累了十几年的微薄收入。农民选择少吃肉来抵制通胀，把钱存下来，但是，7.2%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相比于4%的存款利息时，他们手中那点收入已经在悄悄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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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经济学家开出的治理通货膨胀的药方有：一个是加息，一个是人民币升值，一个是迅速改变农产品的供给等。站在2012年看时，大家才明白的是，货币政策的功效来得不会太快。央行在仿格林斯潘的那个加息通道手法时，往往忽略中国的经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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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加息，特别像小孩子在玩捉迷藏时告诉别人说“我不在这里”。人民币、热钱、楼市泡沫是当时根本打不开的结。如果能迅速增加肉类与油脂类产品供给，大量调用国际市场的肉产品来平抑国内市场的肉价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把通货膨胀放在一个全球市场中解决，情形可能在短期内就会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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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戏剧性的结果是：到了2008年初，次贷危机的声音不断密集传播开来，到了2009年时，CPI突然为负了。一盆热水后又是一盆凉水，只能算是巧合，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对低层次出口的过度依赖，金融危机过后，这个问题还会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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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七章 地缘思维下的石油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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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7年，紧绷的石油供应逼迫中国在全球找油。当潮水退去的时候，人们在2008年后终于看到，在全球商品市场炒家的杠杆搬运下，石油成为杠杆中国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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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中，石油是一根急剧摇摆的仪表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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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后，在美国进入中亚与西亚扫荡恐怖主义的时候，美国保守的《大西洋月刊》惊呼，中国在一夜间崛起。一边是东南沿海庞大的地理生产线在开足马力生产，一边是热得发烫的经济；一边是对于大国崛起的骄傲感知，一边是石油危机再度卡住中国经济的脖子。这段狂飙突进的发展年代，在改革开放30多年间极其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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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开始了巨大的转型。但这种参考资料中的西方发达国家与石油的关系，对于2005年已经发生油荒的中国还是一个没有认真进行战略研究的课题。那时，国家像一个人的青春期一样活力十足，人们来不及悲观，虽然石油是过去的整个10年搅动中国经济的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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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在抛出“金砖四国”后，便以中国经济为支点，把石油从一桶25美元在几年内就撬到了147美元。如果不是金融危机这一变数，高盛的分析师会把石油唱到200美元。随后，中国慌乱地开始建立四大战略石油储备基地时，突然发现原来那么多的对手都已经建立了三个月的石油储备，中国当时连一个月的石油储备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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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整个东南中国的“世界工厂”像一个全球化的大魔兽，正在吞食西亚的石油、澳洲的铁矿、山西的煤炭和赞比亚的铜。西亚的石油需要通过印度洋与马六甲；中亚的石油需要在上合组织框架下认真反思里海地区外交战略；俄国的石油管道从2004年开始计划，到金融危机前一波数折，仍没有把输油管道通过来；还有来自委内瑞拉与非洲的石油，使得达尔富尔问题的敏感性一直持续到北京奥运会结束；近海的石油开采则将与日本在春晓油田上的争执变成军事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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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问题写在“世界工厂”的背后，它来得太快、太复杂，它倒逼中国的外交、国防这两个软硬实力代表性领域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做了一次突破式提升。一场金融危机，一度把石油价格从一桶147美元打到了35美元，那段喘息期是中国能源战略的宝贵时光。不过，中国并未抓住。在油价下跌的那一小段时期，中国在2010年成立了国家能源委，发展新能源，规划旧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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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战略的改革也最终逼使中国放慢刚刚开始的一点海权哲学的思考，开始了经济转变方式增长的战略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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