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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半个世纪，石油价格经历了两次飞涨，第一次是1973～1979年，第二次是2003～2009年。好多研究者把它们放在一起比，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可能重蹈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的欧美经济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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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石油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博弈中，长线的胜利者是消费者。这样的经济原理早在100多年前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就有过同理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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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生产白银的国家富有还是消费白银的国家富有？当然是后者。18～19世纪，生产白银的国家，只是效率低下的矿产品出售者，消费白银的国家如中国则因为他们出众的生产效率而吸引白银的流入。今天的石油原理依然不过时，即使欧佩克的一些成员国十分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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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还是21世纪的今天，这两次石油危机，最终的胜者仍然是消费品生产国家而不是能源供应国，不管每一次危机起自什么原因。70年代的日本作为亚洲经济强国，从石油危机中将日本的机械与电子制造的精细化提升到一个空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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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石油危机起自1973年，它是作为一个冷战的后果而出现的。在当时的全球政治背景下，阿拉伯国家是把石油当做武器与西方对战的。那时，经济上推崇国有化、政治上反对以色列的石油矿产运营思想，着实是一粒民族主义的核弹。1973年前石油才一块多美元一桶，到了1980年已经涨到了20美元一桶。这一举动重创了西方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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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石油的辩证法，西方国家又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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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80年代撒切尔夫人私有化运动，出售国有企业，出售传统制造业，向清洁的第三产业转型。今天，英国的金融、教育、旅游、文化创意这些不烧油的经济重新在全球控制了话语权。美国的IT产业自80年代开始获得了极速的飞跃；日本则因此生产出全球最省油的小汽车。1986年全球石油价格崩盘时，欧美经济基本完成了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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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佩克国家仍然是石油矿产挖掘者，社会效率并没有因此而提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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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油价狂飙，可以算作是第二次石油危机。这一次，不是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语境，而是一次资本语境。1980年石油的价格冲过高点后，1986油价崩盘；4年后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爆发，13年后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爆发。资本市场以此为杠杆，通过全球石油期货交易，将油价节节推高。2012年的伊朗局势其实已经将油价走势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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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任何一个地方的石油管道发出的任何一声巨响，都是拨动石油期货涨跌的原始动力。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进入了成长的烦恼。甚至包括此前刚刚退出欧佩克的印尼，作为新兴工业国，它也为石油问题烦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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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演的历史一定不会有同样的语境。中国和印度经济获得的反而是一个被动的推动力。高企的油价逼使政府调整了经济增长的政策，并开始学习用环保主义思想重新表述自己的经济路径：新能源的开发、混合动力交通工具、高效的发动机、重新开始建立的国民环境意识，最重要的是过去两年来面对地球变暖的环境主义普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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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里，隐讳地表达了伊拉克战争的石油政治企图。这两场战争是两次石油危机的逻辑连接点。作为结果承受者，中国的工业经济在面对高油价时被动获得的经济转型与升级推动力，就像长城外面的农夫，失去一匹马，得到两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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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在慌乱地应对石油问题时获得的宝贵哲学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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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八章 “郎顾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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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产权改革是一个庞大的话题，三言两语是讲不清的，其发展路径可简单概括为：在2004年前推进改革的时候，国企产权改革从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变成了一个技术性问题；在2004年后反思改革的时候，又从一个技术性问题重新变回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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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郎顾公案”渐渐远去，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分水岭式影响却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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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10年中，这是最大规模的一次中国经济学界思想大论战，它的余波甚至今天还没有散去。2010年，当顾雏军在监狱里为6年前偷盗国资的罪行服法的时候，郎咸平的边际名声也在陡然下降，一个证据是：机场里讨论企业财务问题与吓唬中国人神经的、标题拳头般大的书，多数是郎咸平的。标题字大，反映着思想的流行性特征，这种观点来得猛却往往走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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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时，这个人正是以拳头大的字体无意中一脚踏进中国政治与经济论战的漩涡。站在历史的角度观看当时的那场论战，不得不佩服郎咸平，他的舆论操控水平远远高于他的学术水平。大陆经济学界的思想斗争从这一年开始，因为这个台湾人而出现一次历史性激荡。经济学界的主流人物悉数到场：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许小年、陈志武、张文魁、赵晓、张春霖、陈清泰、刘纪鹏、樊纲、左大培、杨帆、韩德强、孙立平……历史给了他们一个最大迎角的讨论广场，关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正是在这一次论战后放慢速度。更重要的历史关节点是：这一事件后，“新左”作为一个新思想群体获取了它的舆论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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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政府20世纪90年代推动的公司结构治理的小阳春—“国退民进”，到2004年的“郎顾公案”后，这一思想开始小步调整，变成了金融危机前后的“国进民退”。这一变化可以看做黄金十年中，最重要的中国经济关节点之变。社会学的方法可以很好地证明，在这一事件背后国有企业发生了什么改变。用“百度指数”搜索“国企改革，国进民退”这两组词语的对比关系时，人们会看到：“国企改革”这一词语的媒体关注度在不断地下降，到2008年后几乎降到了地平线下；而在2009年，“国进民退”的媒体关注度则压倒性地超过了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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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公案”也改变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讨论氛围，将学术争鸣（半争鸣、半斗争状态）引入游戏规则的同时，也使之在媒体尤其是电子媒体上公开化。这是互联网介入中国重大思想论战上的一个好案例。人们发现，在愤怒青年的票决式“舆论”攻势下（博客、BBS等各种社区与门户网站的新闻议程设置），原来平等的精英学术商谈环境完全改变，精英的争鸣变成了精英和大众的网络对战。精英联盟和他们的传统媒体战场在电子媒体的“舆论”层面上完全处于弱势。这场论战的传播学贡献，我们在2012年来评价的时候会发现，它给出了重大学术讨论与批判性社会公共领域之间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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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意识形态仍然比较敏感的社会环境下，“郎顾公案”揭开的中国经济学界的左右之争，基本上关闭了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公开讨论；它也在中国成为全球工厂的强势发展中，使“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首次找到了一个对战的机会与环境。两种共识的高潮则发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资本论》在欧洲、美国的热销和中国良好的经济恢复态势，为“北京共识”作出了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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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2004年开始到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的这一段时间，“北京共识”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加分，而“华盛顿共识”则不断被减分。我们并不能据此评判某一种共识的正确性，但“北京共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思想如同历史的钟摆，每隔几年就会交换一下位置。“郎顾公案”把历史的钟摆从改革年代摆向反思年代，无论是对于改革路径还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思想，无论对于新左作为政治力量的出现，还是全民共享改革成果的呼声都有巨大的影响。它早已超出郎咸平和顾雏军这两个人，成为21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精彩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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