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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任何一个地方的石油管道发出的任何一声巨响，都是拨动石油期货涨跌的原始动力。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进入了成长的烦恼。甚至包括此前刚刚退出欧佩克的印尼，作为新兴工业国，它也为石油问题烦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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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演的历史一定不会有同样的语境。中国和印度经济获得的反而是一个被动的推动力。高企的油价逼使政府调整了经济增长的政策，并开始学习用环保主义思想重新表述自己的经济路径：新能源的开发、混合动力交通工具、高效的发动机、重新开始建立的国民环境意识，最重要的是过去两年来面对地球变暖的环境主义普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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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里，隐讳地表达了伊拉克战争的石油政治企图。这两场战争是两次石油危机的逻辑连接点。作为结果承受者，中国的工业经济在面对高油价时被动获得的经济转型与升级推动力，就像长城外面的农夫，失去一匹马，得到两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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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在慌乱地应对石油问题时获得的宝贵哲学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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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八章 “郎顾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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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产权改革是一个庞大的话题，三言两语是讲不清的，其发展路径可简单概括为：在2004年前推进改革的时候，国企产权改革从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变成了一个技术性问题；在2004年后反思改革的时候，又从一个技术性问题重新变回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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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郎顾公案”渐渐远去，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分水岭式影响却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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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10年中，这是最大规模的一次中国经济学界思想大论战，它的余波甚至今天还没有散去。2010年，当顾雏军在监狱里为6年前偷盗国资的罪行服法的时候，郎咸平的边际名声也在陡然下降，一个证据是：机场里讨论企业财务问题与吓唬中国人神经的、标题拳头般大的书，多数是郎咸平的。标题字大，反映着思想的流行性特征，这种观点来得猛却往往走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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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时，这个人正是以拳头大的字体无意中一脚踏进中国政治与经济论战的漩涡。站在历史的角度观看当时的那场论战，不得不佩服郎咸平，他的舆论操控水平远远高于他的学术水平。大陆经济学界的思想斗争从这一年开始，因为这个台湾人而出现一次历史性激荡。经济学界的主流人物悉数到场：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许小年、陈志武、张文魁、赵晓、张春霖、陈清泰、刘纪鹏、樊纲、左大培、杨帆、韩德强、孙立平……历史给了他们一个最大迎角的讨论广场，关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正是在这一次论战后放慢速度。更重要的历史关节点是：这一事件后，“新左”作为一个新思想群体获取了它的舆论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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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政府20世纪90年代推动的公司结构治理的小阳春—“国退民进”，到2004年的“郎顾公案”后，这一思想开始小步调整，变成了金融危机前后的“国进民退”。这一变化可以看做黄金十年中，最重要的中国经济关节点之变。社会学的方法可以很好地证明，在这一事件背后国有企业发生了什么改变。用“百度指数”搜索“国企改革，国进民退”这两组词语的对比关系时，人们会看到：“国企改革”这一词语的媒体关注度在不断地下降，到2008年后几乎降到了地平线下；而在2009年，“国进民退”的媒体关注度则压倒性地超过了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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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公案”也改变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讨论氛围，将学术争鸣（半争鸣、半斗争状态）引入游戏规则的同时，也使之在媒体尤其是电子媒体上公开化。这是互联网介入中国重大思想论战上的一个好案例。人们发现，在愤怒青年的票决式“舆论”攻势下（博客、BBS等各种社区与门户网站的新闻议程设置），原来平等的精英学术商谈环境完全改变，精英的争鸣变成了精英和大众的网络对战。精英联盟和他们的传统媒体战场在电子媒体的“舆论”层面上完全处于弱势。这场论战的传播学贡献，我们在2012年来评价的时候会发现，它给出了重大学术讨论与批判性社会公共领域之间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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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意识形态仍然比较敏感的社会环境下，“郎顾公案”揭开的中国经济学界的左右之争，基本上关闭了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公开讨论；它也在中国成为全球工厂的强势发展中，使“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首次找到了一个对战的机会与环境。两种共识的高潮则发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资本论》在欧洲、美国的热销和中国良好的经济恢复态势，为“北京共识”作出了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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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2004年开始到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的这一段时间，“北京共识”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加分，而“华盛顿共识”则不断被减分。我们并不能据此评判某一种共识的正确性，但“北京共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思想如同历史的钟摆，每隔几年就会交换一下位置。“郎顾公案”把历史的钟摆从改革年代摆向反思年代，无论是对于改革路径还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思想，无论对于新左作为政治力量的出现，还是全民共享改革成果的呼声都有巨大的影响。它早已超出郎咸平和顾雏军这两个人，成为21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精彩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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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郎顾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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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两个名词概括了那次事件，一个是《经济观察报》提出的“郎顾之争”，一个是《北京晨报》提出的“郎顾公案”。从历史的视角看，一段公案的表述更有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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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格林柯尔与科龙公司的国资纠纷只是一个普通司法案例，但在“郎顾公案”点燃后则变成了一场思想纷争。“郎顾公案”起于2004年夏天，并在当年秋天收官；它的余波共振在2005年，并通过思想的螺旋式对撞导致了2005年冬天开始的改革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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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夏天，如果不是顾雏军放出狠话威胁郎咸平的人身安全，事后的历史可能完全改写。顾雏军是按中国大陆的游戏规则来思考的：一个有背景的商人可以用钱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对于一名学者的轻视则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这就像冯仑在评价黄光裕案时说的：黄光裕只是用钱来思考，才有了后来的结局。但郎咸平不是一名大陆的学者，他用台湾的思考方式迅速公开了这一事实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让所有的媒体为他的安全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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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北京格外炎热。8月10日，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这种点名批评一家问题公司的学者，除了刘妹威（她曾发表过对于蓝田公司财务链危险的预警报告）之外就是郎咸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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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企业家以同样的方式威胁了这两名学者：刘妹威是接到蓝田公司的威胁电话后向北京警方报案；郎咸平则用媒体为他的安全建立了一道保护网。他专门为此事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会后，主要媒体的第一新闻报道点基本是顾雏军对于郎咸平人身安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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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天内，郎咸平把斗争的矛头从人身安全转向了一个经济学家与一个国资偷盗者的孤立无援的斗争。随后《北京晨报》发表了《为何经济学界集体失语？》这篇评论，这一标题正好取自郎咸平的原话：“到现在我惟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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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郎咸平获得学术主动权与舆论主动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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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吴敬琏等学者纷纷对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表达了同情与关注之情，但大家对于郎咸平的观点却并没有给以支持。一些学者私下说，郎咸平是有名的郎大炮，说话夸张，喜欢煽风点火，不想落入它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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