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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公案”也改变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讨论氛围，将学术争鸣（半争鸣、半斗争状态）引入游戏规则的同时，也使之在媒体尤其是电子媒体上公开化。这是互联网介入中国重大思想论战上的一个好案例。人们发现，在愤怒青年的票决式“舆论”攻势下（博客、BBS等各种社区与门户网站的新闻议程设置），原来平等的精英学术商谈环境完全改变，精英的争鸣变成了精英和大众的网络对战。精英联盟和他们的传统媒体战场在电子媒体的“舆论”层面上完全处于弱势。这场论战的传播学贡献，我们在2012年来评价的时候会发现，它给出了重大学术讨论与批判性社会公共领域之间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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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意识形态仍然比较敏感的社会环境下，“郎顾公案”揭开的中国经济学界的左右之争，基本上关闭了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公开讨论；它也在中国成为全球工厂的强势发展中，使“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首次找到了一个对战的机会与环境。两种共识的高潮则发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资本论》在欧洲、美国的热销和中国良好的经济恢复态势，为“北京共识”作出了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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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2004年开始到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的这一段时间，“北京共识”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加分，而“华盛顿共识”则不断被减分。我们并不能据此评判某一种共识的正确性，但“北京共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思想如同历史的钟摆，每隔几年就会交换一下位置。“郎顾公案”把历史的钟摆从改革年代摆向反思年代，无论是对于改革路径还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思想，无论对于新左作为政治力量的出现，还是全民共享改革成果的呼声都有巨大的影响。它早已超出郎咸平和顾雏军这两个人，成为21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精彩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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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郎顾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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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两个名词概括了那次事件，一个是《经济观察报》提出的“郎顾之争”，一个是《北京晨报》提出的“郎顾公案”。从历史的视角看，一段公案的表述更有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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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格林柯尔与科龙公司的国资纠纷只是一个普通司法案例，但在“郎顾公案”点燃后则变成了一场思想纷争。“郎顾公案”起于2004年夏天，并在当年秋天收官；它的余波共振在2005年，并通过思想的螺旋式对撞导致了2005年冬天开始的改革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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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夏天，如果不是顾雏军放出狠话威胁郎咸平的人身安全，事后的历史可能完全改写。顾雏军是按中国大陆的游戏规则来思考的：一个有背景的商人可以用钱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对于一名学者的轻视则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这就像冯仑在评价黄光裕案时说的：黄光裕只是用钱来思考，才有了后来的结局。但郎咸平不是一名大陆的学者，他用台湾的思考方式迅速公开了这一事实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让所有的媒体为他的安全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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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北京格外炎热。8月10日，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这种点名批评一家问题公司的学者，除了刘妹威（她曾发表过对于蓝田公司财务链危险的预警报告）之外就是郎咸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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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企业家以同样的方式威胁了这两名学者：刘妹威是接到蓝田公司的威胁电话后向北京警方报案；郎咸平则用媒体为他的安全建立了一道保护网。他专门为此事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会后，主要媒体的第一新闻报道点基本是顾雏军对于郎咸平人身安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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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天内，郎咸平把斗争的矛头从人身安全转向了一个经济学家与一个国资偷盗者的孤立无援的斗争。随后《北京晨报》发表了《为何经济学界集体失语？》这篇评论，这一标题正好取自郎咸平的原话：“到现在我惟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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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郎咸平获得学术主动权与舆论主动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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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吴敬琏等学者纷纷对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表达了同情与关注之情，但大家对于郎咸平的观点却并没有给以支持。一些学者私下说，郎咸平是有名的郎大炮，说话夸张，喜欢煽风点火，不想落入它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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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的事态发展则远超出事件本身，“格林柯尔案”开始向“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合法性”这一主题转变，论战升级了。其实，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就对国企产权改革有不同的认识，在当时的改革大环境下，学术上的反对声音相对比较小。但在2004年的“郎顾公案”之语境下，郎顾二人之争迅速上升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派与反对派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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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社科院为代表的大批经济学者纷纷加入了这一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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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论战的烈度开始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两个阵营的交战还没有结束，就已经从学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争上升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争上了。产权改革派被划入了“华盛顿共识”阵营，反产权改革派划入“北京共识”派。后期的这一争论虽然有一点虚空，但它的最终杀伤力比产权改革的讨论要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争论在当时已经带上了火药味，并将中国经济学界分裂为两个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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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冬天，风向已经渐渐转向灰暗的基调，国资委对于国企MBO暂时叫停就是一个证据。那时，“郎顾公案”当事双方——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和格林柯尔总裁顾雏军已逐渐淡出，而以他们的争论为起点的一场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却刚被点燃，并在几年后演变成为关于是否继续改革的一场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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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郎咸平点出的名单中，国企产权改革突然惊吓了一批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明星，他们包括海尔的张瑞敏、TCL的李东生等，联想的柳传志最后也主动加入了意见表达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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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产权改革是一个庞大的话题，三言两语是讲不清的，其发展路径可简单概括为：在2004年前推进改革的时候，国企产权改革从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变成了一个技术性问题；在2004年后反思改革的时候，又从一个技术问题重新变回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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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前文讲到的，郎咸平对于TCL案例的攻击与周其仁的防御。TCL从国有企业变成民企，在周其仁看来是一个漂亮的经典合约，正是广东惠州政府对TCL管理层给以的股权支持，使TCL从一个小公司变成中国家电巨人。在郎咸平看来，问题的焦点在于：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把国有资产变成私人的股权？联想其实也是这样一家公司，中国社科院实事求是的产权创新态度，确实给柳传志和他的团队一个历史性机会，联想因此而成为一家全球性IT生产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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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公案”争论到2006年初时，阵营分立已经比较严重了。学术界的讨论完全延伸到了实业界与社会中。典型的案例是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与柳传志的观点隔空叫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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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7日，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发表观点：中国310家国企海外上市，致600亿美元的国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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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一出，舆论哗然，全国不少报刊将之设置于头条位置上，以迎合不断暗流涌动的情绪化民粹主义对于中国改革的批判。那时，我正在报社值夜班，一位头版的编辑问我，此论可上头条否？我说，纪氏言论固然骇人听闻，够得上是一条新闻，但从把关人的角度看，此论的头条位置会伤害真理的传播，并加剧当时讨伐国企产权改革的气氛。随后，香港《信报财经新闻》用了二版大头条来刊发纪宝成的观点，但文章末尾用春秋笔法，通过引述柳传志的观点，微妙回应纪宝成文章的技术性论据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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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先后两次对香港报纸表示：他不赞成纪宝成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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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愿意进入一个意识形态之争的商人柳传志来说，这已经是最厉害的批评了。柳传志对香港《信报财经新闻》的记者说，他不同意纪宝成的观点，因为大陆的股市是一个非全流通的股市，海外的股市是全流通的，两者不可对等比较。这实际上是在技术上指出纪宝成的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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