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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宝成对于国企海外上市的诉求认识不明晰，这其实是中国特定年代的特定价值诉求。90年代初，中国想让世界认识我们，于是一批国企作为睁眼看世界的洋务运动先锋出去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在美元奇货可居的年代，我们对于资本的渴求又卖出了一批公司；2000年后，我们想让很多公司通过上市学习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多元的管理。不同年代，有不同的价值诉求。不能因为后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很高，热钱大量涌入，而认为过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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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海外上市融资，引入资金和引入治理结构，是中国当时的一种创新精神。资本市场是此一时彼一时，签了合同就是交易，要愿赌服输，不能倒算账。中国联通2000年上市时，IPO创下亚洲纪录，那时是移动通信概念飞扬的年代；2002年，庞大的中国电信的为了给“十六大”献礼，急着在香港上市时，才拿到了113个亿。联通是贵卖，中国电信是贱卖，做专卖的事情，合同一签，愿赌服输，哪有十几年后还倒算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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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的观点对于这个国家那时正在推进的改革是一种思想反拨。那种哗众取宠式的放炮，在当时的情绪化民粹主义浪潮中，往往可以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刀枪不入、一尘不染的民族主义者，但对于知识界中理性的商讨则是有害的一件事情。情绪性观点的传播方式几乎是一种传染，对于改革的倒算账是既得利益收成较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禽流感，一旦染上，就会变成一种致命的自负，迅速传染为一种高尚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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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企业产权改革扩大开来的对于这个国家过去二十年的改革与开放的反思，在2005～2006年时走上了矫枉过正的路径。危险的情绪几乎是一种现代李自成的平等观。从中国有明一代以降，海禁开了关，关了开，到清代的海禁关了开，开了关，再到洋务运动时的放开与收缩，最后到十年动乱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一个国家面对外部总是在得与失之间犹豫，在选择精英的理性和大众的票决间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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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的大迎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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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统一姓“社”姓“资”的认识，到2004年国企产权改革重新出现分歧大约是10年。10年是一个学说的传播期，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理论的阶段性调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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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之后，中国一共进行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改革，一次是1994年朱镕基政府发起的财税、金融、国企等一揽子改革计划，这一改革力度史无前例，它的成果中国今天仍在分享；第二次改革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刺激计划与国企改革，这一改革在2000年时已经收到明显成效，2001～2003年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渐入佳境，也可以说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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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继续按原来的惯性前进，但随着改革的时间积累和社会语境的变化，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从理论探讨开始，慢慢地出现明确的争论。正是在这一年，因为“郎顾公案”的发生而在学术界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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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历史给予中国国企改革讨论的一个大迎角。产权改革的争论，在一定的意义上仿佛又回到了1993年前的姓社姓资的争论，核心问题其实并不是技术性求证国企产权改革的得失。2004年的那场论争是在国企改革进入攻坚期同时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加大的背景下发生的，产权之争从第一次讨论起就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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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界来看，主流话语权的表述者基本上都是为2004年前的改革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群，他们受过良好的经济学训练，很多人出自美国和欧洲的名校。在学术主张上，2004年前的经济学界主张继续锐意改革，让市场在支配社会资源时发挥最大的效率。“郎顾公案”中，这个群的总体数量庞大，学术影响力强，是一个精英联盟，周其仁、张维迎等是最典型的代表，他们在对手的眼里是“新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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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国企产权改革的人对于技术性改革路线的关注超过对于意识形态的重视，他们信仰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主张，希望通过制度与合约的有效安排来改进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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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国企产权改革的阵营中，代表性的人物是郎咸平和左大培。客观地说，这个学者群的数量小，学术影响力小。郎咸平是一名财务学专家，但他对经济学问题的研究在同行看来学术水平未得到国际与国内认可，论证的漏洞也较多。周其仁当时在接受《经济观察报》的一个长篇采访中，指出了郎咸平在学术上很多站不住脚的观点与案例，包括郎咸平对于海尔、TCL的产权合约的错误分析。但在“郎顾公案”中，郎咸平却是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可以说，在舆论上他是最成功的一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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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是2004年的一匹黑马。因为“郎顾公案”，他的知名度迅速上升。左大培对于那次论争最大的贡献是，它填补了批判者的角色缺位，不管他的学术观点是否接近于技术性真理。从政治生态的角度看，对于国企产权改革的认识，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尤其是面对一个巨大的、积累了几十年的存量资产，用纯粹经济学方式还是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来处理，需要当年参加论战的人，包括每一个读者退到幕后，仔细去思考。非此即彼的模式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会遇到讨论的障碍，“两害取其轻”的这种灵活辩证的方式反而是中国突破历次改革的理论难题的重要方法论。制度改革中，最大的问题不是寻找到技术性原理并解决问题，而是改进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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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郎咸平，左大培的很多观点有情绪性，并缺乏有力的论据，这是他在这一论战中的软肋。在学者们的争论上，左大培的观点始终没有获取国内学界同人的“接招”，但在互联网上，支持他的声音却占多数。他以“警惕中国的霍多尔夫斯基”为题，发表了对于周其仁为代表的支持产权改革派的猛烈批判。左大培的文字是1992年南巡讲话后中国几近消失了多年的一种骨灰级批判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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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全中国人民敲起警钟：人民的财产和未来在危险中！不但俄罗斯的霍多尔科夫斯基那样的“企业家”在中国大有人在，而且像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那样的危险人物也在向我们走来！他们不仅要剥夺全国人民的财富，而且要操纵政权，使任何现代民主都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不仅面临着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而且面临着官商匀结、权贵占有一切的最腐败黑暗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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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的普京，严厉打去那些掠夺人民而致富的富豪，我们更需要真正的清算：对那些借“改制”掠夺人民财产的人进行清算，对那些推行权贵资本主义的贪官污吏进行清算，对那些有意识支持掠夺人民财产的人进行清算。不能再宽容他们的掠夺罪行，要把人民的财产夺回来，把人民的权力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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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一直打算在经济学上进行这一清算，但近年为一些学院式的教学和课题所累，没能腾出手来与这些掠夺者算账。本计划今年冬天开始以大量精力展开系统的“秋后算账”，不想郎咸平先生先我而发起了辉煌的讨伐。本人在此向郎咸平先生表示由衷的致敬和致谢，表示全力的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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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再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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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话语斗争中，人们知道左大培是一个弱势者，但这一学术斗争扩张到草根以互联网为介质加入后，他在道义上的收获要远远大于他在学术上的软肋。套用一个意识形态的框架看，左大培的这篇情绪性很强的文章充满了批判精神，并填补了自1993年后国企改革争论中批判声音的缺位。历史浪潮决定在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做一个“反动”，这是郎咸平和左大培获得的最大支撑。就像炒股票一样，他们是趋势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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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争议出来了：他们抓住了什么趋势而在那场争论中，以理论的缺陷而占据舆论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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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左大培用过的两组词语：一组是“国有企业”、“人民的财产”，另一组是“普京”、“霍多尔科夫斯基”。第一组词语在国有企业和人民的财产前画上句号后，是对于前期改革做法的一种批判，在人民的帽子下面，任何东西都是神圣的。第二组词语是方法论，俄罗斯在普京的国家主义手腕下，终结了叶利钦时代的寡头经济与全盘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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