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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成语“刻舟求剑”，形容愚人错把今日当昨天来盲目照搬，大概说的就是皇甫先生这类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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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关系到14亿中国人每个人的基本生存大计，绝不是可以任少数精英越俎代庖、擅自做主的事，更不容许一些人打着改革旗号贩卖私货、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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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百姓终究不都是三岁的小孩，老百姓的见识和觉悟也在不断增长，专家名人的头街也不具备无边的法力，不是拿出来晃一下就可以让老百姓晕倒的。一些人在改革共识远未达成的情况下，急吼吼迫不及待地搞什么深化改革，还动辄给人扣帽子，一下子就暴露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如果不是担心改革达成共识后无法浑水摸鱼，权力寻租，何需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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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猴子，跳得虽高，红屁股也彻底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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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歌豪迈的观点中有一点是可取的，他提出在对“存量”进行改革前，要全社会达成共识，形成合力，然后确定改革的方向。问题的焦点也恰在此处：如果停下来达成共识，由于没有形成政治舆论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成为一场意识形态之战。如果继续坚持改革，社会语境与政治环境已经难以支持铁腕改革的方式了。整个2006年，所有的讨论一直没有超出这一逻辑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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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本的改革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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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太阳也会西沉》，检讨日本经济在90年代的式微；2005年，这本杂志又以《太阳也会升起》预言，终结了近20年的动荡后，日本经济将重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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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央行行长福井俊彦在2006年3月9日的动作，可作为《经济学人》战略眼光一个注脚。福井俊彦当天与小泉吃完午餐后宣布说，日本将终结5年来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设置了一个参考的通货膨胀目标。虽然日本并未宣布加息，也未称通货膨胀已到了多少，但日本投行野村证券认为，2006年冬天，日本央行可能要加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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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消息在全球引发强烈关注，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经济新闻。加上美国加息的消息重新正面化，大量资本闻讯从亚洲股市迅速撤出，香港H股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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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日本央行当时的举动比喻为：虽然孩子并未出生，但一个家庭已经开始忙着提前准备新生儿的尿布了。对于日本经济来说，这是一个捂也捂不住的喜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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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日本央行的举动其技术性意义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后，正在以新面目迎来新的“黄金十年”。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年代，日本经济之重振会改变这个国家在全球化与亚洲经济板块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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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日本在重新崛起前的改革与印度在2004年后的改革同样有着重要的学习价值。日本20年的经济动荡，缘起两个标志性事件：一个是“广场协议”，美国施压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终结了贸易立国的时代，出口大幅减少，经济开始走向衰落；另一个是，为了刺激经济，日本开始不断减息，又造成了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和银行业的冰河期。这就是日本人一直在感叹的“失去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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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经济辩证法无处不在，日本经济挣扎在通货紧缩的泥潭里，正是国家进行震撼性深度改革的绝好机会。在中国也争论改革是否还要继续的时候，《财经》杂志总编胡舒立赴日本采访了当时发起金融改革的大臣竹中平藏。那次改革的经验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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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没有失去的十年，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不会走到前台。日本在80年代的神话泡沫破灭后，这个国家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在反思自己引以为荣的“日本式”的神话经济模式：金融混业集团与大型财团与国家权力的合谋、绝对贸易立国战略、以国家为单位的封闭经济系统、终身雇用制、对美国的轻信……正是那次教训，使日本小泉政府下决心以铁腕打碎银行—政府—企业间的一体制结构，强力处置了大量不良资产。当时，日本甚至有这样一条规定：如果一家银行不能如期盈利，董事长必须下课。这种绝地反击式改革，让日本的金融业开始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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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的那次改革之决心，堪比中国在80年代的价格与企业改革时的决心。 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否定了原来引以为荣的“日本经验”，后来的金融改革是背水一战。虽然政府强行推动的金融改革，在日本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对声浪，小泉政府在日本政治四分五裂的常态下仍然在尽一切力量治疗大病中的日本金融体系。经济财政政策大臣竹中平藏2002年兼任金融大臣后，他的强硬做法一度令东京股市掉到了8 700点以下，几乎引发日本的政治危机。在当时的危急时刻，自民党改革派把牙咬碎了坚持，直到在2006年迎来了珍贵的复苏苗头。这很像当时朱镕基咬牙推动的国有企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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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的结构性经济问题，中国也在遇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改革需要主动割舍很多东西，比如终身雇用制的打碎、出口为王的东亚模式的调整、电器王国的艰苦转型、邮政开始民营化等。在被动解决泡沫破灭后的经济问题时，日本主动迎难解决了结构性经济问题，一举升级国家的经济战略，堪称“祸兮福之所伏”。2006年后，日本完全放弃了过去作为一个GDP大国的战略，在产业方向上，重新确定了卡通、机器人、金融、生物、制药等行业作为日本的战略产业。这点非常像中国正在推进的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在经历了房地产泡沫、出口权重过大的危机后，也在以新的改革策略调整经济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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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泉政府是日本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届政府，也是改革合力最集中的一届政府。在金融与邮政改革后期，强烈的反对声给日本的改革新政也带来了巨大的阻力。作为日本失去的十年里的铁腕改革家，竹中平藏在日本面临的改革舆论与大众政治压力，非中国的改革派所可以想象的。其引发的“公愤”也要超过“郎顾公案”中国内公众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责难。随后，竹中平藏也开始在日本的金融决策层中边缘化。那一点非常像2006年中国大规模的改革质疑声浪。2006年春天，英国《泰晤士报》发自东京的一篇评论感叹日本金融大臣竹中退出改革设计师一职，对于日本这个国家是一个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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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中参与设计了日本的邮政改革，端掉的饭碗堪比朱镕基“砸三铁”的国企改革案例。这一点值得一说。日本邮政是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维新符号，当时，日本学习英国，办报纸、兴邮政、建海军、修铁路。邮政在日本的崛起历史上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也正是为什么日本全国有100万人吃皇粮，邮政占1/3的原因。经过了百年的发展后，邮政作为一种与机械与印刷时代对应的政府机构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了，于是，在竹中战略顾问的参与下，小泉政府挥刀割除了这一百年的大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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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邮政改革准备了几十年，终于在小泉手上成型。在日本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其历史勇气是值得中国学习的。日本改革邮政，正如今天中国改革教育与医疗这两大领域一样。竹中的超群能力使外国投资者以他个人的形象作为信托来押宝日本的未来。《泰晤士报》的记者这样评论道：many global investors who have bought heavily into the japanese recovery are clear that they were chiefly buy the“heizo tekenaka story”。（许多全球投资者押宝日本的经济复苏，实际上就是押宝竹中平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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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国的改革家与日本的改革家都经历了相似的舆论环境，他们都失去了强有力的“公众舆论”支持。当一个国家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尤其是周边的国家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压力时，往往是经济民族主义当道的时候。公众的大量投票权形成的“公众舆论”会情绪化地终结一个改革者的合法性存在，在这种民粹主义的政治空气下，竹中平藏的生存处境之难可想而知。竹中是一个欧美语境中的市场主义者，自80年代英国的国企私有化后，欧美的市场主义者风光不再，亚当·斯密的信徒何其少也；2006年后的日本与中国，那样的市场主义者改革大将也已经“马放南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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