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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样的文字在30年前是富于启蒙色彩的理想主义，而在中国已成为全球化强势参与者并考量发展路径的效率时，显得尤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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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记得，“郎顾公案”的后期，争论主旨已经从两人恩怨变成了国有企业改革方法的争论，再到后来，成为国家发展路径的争论。在互联网的民粹主义式投票表决下，能坚持改革的声音需要新的表述去获取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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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语权在十七大的报告中获得了有力的支持。不仅是国家的价值体系认定了30年来这一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方法论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从实践上认同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完全是正确的”，并且强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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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后一句话，正式为“改革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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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国家所有的经济话语重新以改革开放为基础而有效表述，包括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这五套社会变革的方向与路径：中国的工业化方法论是环境友好的新型工业化，环渤海经济区可以作为一个案例；信息化的方法论是知识与信息的国民平等享受与传递，也是社会政治与文化平等的基础；城镇化是中国农村最新的战略方向，在东亚人口密度大国日本与韩国都是成功先声；市场化是普世的全球经济价值观，在中国也是一个新价值观；国际化这一题目中，中国的华南工厂群和上海的金融开放是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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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百年改革史可以启发中国的改革时间表。邓小平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20多年前表述时，在战略上也画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时间表，这样的时间表在2020年也仍然只完成了阶段性任务，这一时间表的长度最终取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语境。2020年，按照中国的战略规划，是实现小康社会的时间表；按照十七大的报告的表述，那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两番，那时，中国进入一个创新型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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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2008年自掏腰包在美国召开一个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制度的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专门讨论中国30年的伟大成就。中国在党的最高会议上给出的改革开放表述无论是从经济学还是经济哲学上，都给西方最主流经济话语圈认知中国给出了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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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会上，重新梳理了这个国家30年来的重大思想收获，即一个坚持再坚持的变革理念与言行的统一。胡锦涛在讲话中用到一个词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他用“不折腾”来统一党内与理论界对于改革的争论。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语境下，这个词语传达了所有争论中人们应当坚守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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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大的呼应来自英语翻译，欧美媒体集体用“不折腾”的汉语拼音作为一个新词汇，来预测中国未来30年的政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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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十章 集体主义的另一个名字：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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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深刻改造了一个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思维时，民族主义只能以结构的方式而不是全面的方式存活，即技术与经济民族主义是它的最主流生存路径。这类民族主义还只是一个逗号，它的意义尚没有表达完，我们可能还要在下一个10年继续关注它在一些领域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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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压抑已久的国家，在它的经济突破了临界点后，便一跃而成为全球工厂和世界经济大国。这是发生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事情。中国的狂飙突进式的变革，仍然被各种意识形态纠缠着。民族主义正是这样一个令人充满复杂情感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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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突然爆发民族主义，是政治天平开始从精英向大众方向倾斜的前奏。从整个20世纪来看，全球共有两次大的民族主义浪潮：30年代欧洲落后国家（以德国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浪潮、40～60年代亚非拉地区的民族主义解放浪潮。民族主义与国家政权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令它在特定的时代获取了巨大的筹码：它一方面是落后国家走向发展的序言，另一个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它又是开放社会出现收缩阴影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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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的改革，中国用市场方式修正了经济的运行伦理后，在一定程度上也修改了意识形态传播的路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整个中国百年历史的推进器。在改革开放前期，这一主题在“放眼向洋看世界”的语境下确实有所压抑并一度过分开放；但到了2000年后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反日大游行后，轻量级的民族主义开始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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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日游行之所以是轻量级民族主义，是因为在国力发展到21世纪初，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帮助民众完成了一个大国信心建立的过程。在强人政治走向平衡政治后，民族主义在很多情况下帮助完成一种虚拟外在政治压力的构建，以维持国家的统一性与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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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语境下阅读随后的技术民族主义、体育民族主义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无论是传统机械产业还是新兴IT产业，一种悄然生长的民族主义成为这些行业发展的意识形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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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最激烈的是2005年前后的京沪高铁用什么技术，是向左走投奔日本技术，还是向右走选择德国技术？结果这一激烈争论的大本营不在街头而是在军事论坛（年轻鹰派与极左翼的集散地）里，因为最后日本参与青岛四方车辆厂合作的川崎重工也是日本一家军火商。经过网络舆论的历史溯源，日本新干线技术几乎快要与日本军国主义画上等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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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日本都有世界上非常优秀的高铁技术，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容易把它与汽车联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德国最早把汽车技术开放给中国，结果成就了德国在亚洲最大的一个市场；日本在2000年之后反思过来这件事情时，为时已晚并且至今仍受到包括知识阶层在内的鄙视。2004年开始讨论高铁技术很像是汽车业的另一个版本。德国的高铁技术在开放心态上更吸引中国的买家，日本也在努力争取把新干线技术引入中国。不过，21世纪初的中国青年反日游行当时令日本高铁技术在“公共舆论”上完全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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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又是一轮电信民族主义。在发放3G牌照时，向西是欧洲的WCDMA技术，向东是美国的CDMA2000技术，中间的是中国自己的TD-SCDMA技术。最后的结果是：把中国的TD技术牌照发给了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这是自2000年欧洲3G泡沫破灭后，经过八九年时间的隐忍，中国技术民族主义的一大收获。一个有趣的注脚是，中国的TD技术标准正式在2006年发布后，全球其他电信设备商在明面上表态支持，但暗地里在观望。此前，真正在这一技术上下注的只有德国西门子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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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深刻改造了一个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思维时，民族主义只能以结构的方式而不是全面的方式存活，即技术与经济民族主义是它的最主流生存路径。这类民族主义还只是一个逗号，它的意义尚没有表达完，我们可能还要在下一个10年继续关注它在一些领域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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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存量的民族主义则快要表述完了，基本上可以肯定，它在2008年画上了句号，这就是体育民族主义，一个百年的情结。从19世纪中国被贴上了“东亚病夫”这一标签后，奥运会在意识形态意义上被解读为“百年雪耻”、“百年梦圆”。时尚的歌手们也在用这样陈旧的话语来完成一个百年的祭祀。如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所言，2008年时中国的国力将达到历史罕见的水平。2008年时，中国的GDP、开放的社会、合法的市场自营机制，在送走了奥运会后，体育民族主义渐行渐远。另一个重要收获是，奥运会对于中国人的心胸、民众的福祉、现代文化元素都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看，它的影响甚至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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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3G、奥运会这几个符号，只是这10年中民族主义在社会层面的一个折射，技术民族主义是以逗号开局的，它好像继续要持续到下一个10年；体育民族主义以句号收尾成为一个10年中国经济断代研究的好线索，不再用泪水看到国旗升起的时候，体育回归到其本义，这才是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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