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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万人次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北京的地铁13号线与八通线每天的乘客运送总量都达不到那么多，而全北京的轨道交通每天才能运送200万人次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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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号线是首条穿越北京南北最密集的新型职员居民区的地铁，它的乘客主要是大量的职业人群，比如居住在方庄、经济开发区、亚运村、奥运村、北苑、天通苑的居民。它对北京公共交通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几十万职业人群里很多人因为这一条线而放弃购买小汽车。这些职业人群，作为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需要借助这条铁路线现实而又精明地积累自己的财富。作为新知识分子群体的职业人群（他们很多是文化工作者、公司职员、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等），他们的交通行为会成为一种社会符号传播下去，给那些潜在的买车者传递出有号召力的消费观：放弃购买汽车，转而成为公共交通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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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60万～80万人次的日接送量计算，做一个最简单的数字计算，就可测算这条路线社会财富价值。如果有1/4的乘客放弃买车的打算或者将现有的汽车使用放弃的话，北京潜在的上路汽车数量将减少1/4，也就是15万辆车。一辆汽车按一天10块钱的停车费计算的话，相当于一天省下了150万元的社会直接经济成本，一年节省5.5亿元的停车费。放弃潜在的15万辆汽车的购买，这些职业人从长远来说将减少约150亿元的直接社会开支。经济学上减少的社会开支从来都不是一个静态的数字，它对于这些公共交通工具乘坐者带来的社会财富放大效应是难以估量的：减少的工作焦虑、增加的家庭幸福、减少的时间成本、减少的环保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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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是现代大城市的第一交通符号。英国伦敦有480多公里的地铁与轻轨里程，这使得大量的英国人在距离伦敦30多公里的哈彭登这样风光优美的小镇居住，相当于把大量的北京人口投送到了河北燕郊这样的地方上班。东京的人口密度高于北京，但在发达的地铁网中，它几乎成为一个地下城市，很多东京人的私家车只在周末出游时使用。同样，一个新的地铁线会带起一个相对独立运行的小城市。东京新宿地区是一个时尚之城，它的基础是晚些时候一条新地铁带来的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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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一些国际组织曾经测试过北京的交通。在1990年时，二环的平均行车速度是40公里/小时，2007年前只有10公里/小时。仅就这一点来算，这个城市的工作效率在上下班高峰的四个小时中损失了75%，这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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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罗格曼在解释一个国家的经济为什么会增长时曾经这样写道：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劳动，只要它能够产生效率，就能增加这个国家的国民财富。日本正是以通过加班这样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来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的；2000年后的中国，无论在上海还是北京，写字楼里的灯火通明正是这个国家财富积累的象征；而在暮色沉沉的欧洲，有的国家甚至在下午三点左右就已经是劳动者的休息时间了。因此，一条地铁线路导致的城市劳动效率的提高，我还找不到一个函数来计算，但一定是一个巨大的不可想象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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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5号线的开通，北京的地铁票统一下调价格为2元/次。在美国纽约，2美元可以在400多个地铁站之间来回换车，在波士顿，2美元同样可以在一天中无限次乘坐地铁，伦敦同样如此。一个小小的藏富于民的社会福利成为北京的车厢里最热闹的话题，它带给的是一个城市职业人群的喜悦，犹如2000年代中国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的喜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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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在北京地铁降价后撰写的《一元钱的效应》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的耳朵里听到的是人们对于他们地铁和他们的国家的由衷的赞美和对于降价一块钱的由衷感谢”，他接着写道：“我强烈感觉到，至少就在这个真实的时刻里，有着人民与国家的互动，还有得来不易的满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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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十一章 A股：神话建构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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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是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增长模式的高潮，这一年，却是A股在体制与投机压力下扭曲至奔破状态的时候。自此，A股才开始了市场制度安排的初步建设。最重大的一次革命便是股权分置改革，用当时官方的话叫“推倒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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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国家的上升期都伴随有一段资本狂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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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0年代开始，在经历了将近20年的发展后，A股仍然没有按照市场哲学确定它的游戏规则与伦理规则。关于A股的研究成果，基本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从国家经济理论的视角来制定资本市场的发展战略至今并没有重大的理论突破。因此，21世纪初，中国经历的黄金发展岁月中，整个国家热气腾腾而成为世界工厂，股市仍然缩在一个小小的投机角落里而没有一点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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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奉土地与实业为“本”的国家，资产证券化的道路在思想上本来就阻力重重，况乎在过去20年的投机式市场建设中，道德风险与里面暗伏的政策风险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虽然有着庞大的国有企业实力与新兴的民营企业群，中国经济上升的年代却是A股信用失尽的年代。争论、争论、再争论，幻想、幻想、再幻想，终于在吴敬琏的赌场论最后一击下，A股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再度深跌，并以此惯性力量完成了一度跌至998点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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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是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增长模式的高潮，这一年，却是A股在体制与投机压力下扭曲至奔破状态的时候。自此，A股才开始了市场制度安排的初步建设。最重大的一次革命便是股权分置改革，用当时官方的话叫“推倒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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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的上市公司主体与中国政治结构的不规则关联，使一家上市公司在面对游戏规则时，往往要牵动各种力量：一种是所挂靠背景不同，所受的政治影响也不同，军工类公司走的是国防工业管理线，普通制造业走的是常规产业线，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生产类央企初步划归国资委，但金融类央企还在“金融国资委”的幻影中没有找到真正的股权所属实体（汇金公司还是中投？并无定论）；有的上市公司老总是国资委任命，有的是中组部任命，从政治背景与级别上说，他们都对一个刚刚成立的证券监管机构施放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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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股市，每走出一步制度改进都需要巨大努力，它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虚拟的政治改革窗口。一个行业的上市公司制度改造，就像是对他们所属的神秘的行业政治领域的一次启蒙与制度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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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儒、周小川在主持证监会工作时，没有解决的股权分制改革，压力正在这里，那时的历史时机根本不成熟。只有在A股的所有关联方利益缩小到冰点时（即跌到1 000点左右），尚福林才能启动那次在中国资本史上的改革创新。股权分置改革是一种“行政吸纳政治”式的改革方式，它以技术化手法逼迫国家在国有企业股票全流通问题上作出大胆让步，全流通理论上为国有企业的透明化建立新游戏规则，这几乎是一种政治改革的折射。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想到股权分置改革对于未来几十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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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流通改革基本结束后，A股有过一次青春期狂飙，对于新兴国家的股市，这样的狂飙其实是无一例外的。它在从998点涨到6 124点后，几乎成为一个泡沫财富提款机，随后，又跌到了1 624点。谈论点数只是一种技术评价，这件事对于中国人学习哲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则有着一种全民课堂的作用，从股票到基金，从期货到债券。知识的传播运动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庞大的规模。从辩证法讲，这是A股在21世纪的10年里，给这个国家的一次学习福利，虽然这种比喻听起来有一些黑色幽默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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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股“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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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是一个标准的经济学范畴，但A股的制度安排失灵使得它从一开始就建立了错误的世界观。庄家、国家队、消息、题材等语汇建构的是一个留出操纵后台的市场。无论是讨论宏观经济还是产业经济，理论问题有时比实践还要重要；但只要讨论语境换成A股，实践便压倒性地取代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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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1998年A股完全不理会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就开始了一次完全无理性的井喷，市场的游戏规则几乎变成了心理规则。那次短暂的上升后，市场混乱了。随即开始了一轮没有理性的下跌，一直跌到了998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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