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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距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好10周年，也是1987年日元升值悲剧开始的20周年，当时美国又刚刚发生次贷危机并已经波及英国、日本等地。正在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看起来是一个安全岛，实际上，面临着的股市流动性过剩，这样的资本洪峰需要削减，但如果方法不当，日本与东南亚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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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货币主权比疆域主权的现实意义更大。泰国曾经是美式自由外汇观的信奉者，但量子基金在几周内就打垮了泰铢。不过，老虎基金1998年攻打港元时最终遇到了曾荫权这样的对手，原因很简单，中国人有灵活的价值观。在最后危急关头，香港暂弃联席汇率制度，政府进场干预，最后终于赶走了对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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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时，中国股市与楼市双双高温，而在东南亚与日本的这两个经济灾难教训周年纪念这一特殊时间，叫停港股直通车确实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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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此即彼，因噎废食这样的思维在国内的经济制度安排时，是经常出现的思维陷阱。因此，虽然“港股直通车”暂时叫停，但外汇制度改革的步子决不能停止。中国的巨额美元外汇储备在美元贬值的背景下，仍然在马不停蹄找路子，虽然当时美国已经是黑云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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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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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叫停港股直通车，一边是A股的狂泻。2008年初，中国媒体上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报道慢慢多起来。但人们还在等待另一个故事—“奥运行情”。人人都想赚一笔然后在奥运会前撤走的时候，这个行情就再也不会回来。结果A股一路狂跌，直接砸破4 000点机构大规模建仓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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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年前半年，在美国金融危机真相大白后，金融恐惧对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中产阶层来说，带来的心理压力一天一天地在加重。网上有统计说，金融危机到来后，安全感最高的是公务员阶层，最低的是大城市的白领阶层。很多人开始节省开支，有的公司确实发出了裁员令，尤其是IT公司与出口企业有的人接到了父母自外地打来的电话，问生活还能不能坚持。人们在同步观察美国的动态时，也在眼睁睁看着自己在A股的投资一夜间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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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与手机高度普及的中国，这种金融恐慌被杠杆了。人们后来发现，金融危机在美国发生，它在中国的镜像几乎是一个电子媒体制造出来的扭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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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跌”、“砸盘”、“撤出”、“热钱”、“次贷危机”、“越南金融危机”、“印度金融危机”、“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崩盘”、“套牢”、“资金抽逃”、“泡影”、“做空”……汉语象形文字在形容一个资本市场的生存状态时，对于投资者与决策者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深深刺激。A股投资者那时每天都在面对这样的语言脉冲一次又一次从心理上疯狂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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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词语每天出现在报纸上、互联网上、短信上，深深地影响着那些自以为从媒体上可以感受全球性投资视野的人们。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家很早就已经感受到了这样的不安现象，可是面对这样一种媒体现象，他们却是没有一点话语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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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实现一个全球传播语境的建构时，反而使人们越来越局限于一个窄小的视野。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扩大后，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好报告来讲述它对于中国的冲击究竟有多大。2008年2月，我电话采访了一批国内的经济学家，他们也没有拿出有说服力的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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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的人都在引述“次贷危机”的时候，实际上是用概括性语言实现了一次虚拟的跨国传染：次贷危机将对中国股市产生深远的影响。面对这样的舆论，那些机械照搬华尔街投资原理的公募基金经理们十分恐惧，开始在操作中表现出了这种媒体幻影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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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在恐慌中送走了美国次贷危机，又迎来了所谓“越南金融危机”。其实，究竟有没有一次越南金融危机或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呢？至少在2008年底之前，人们看不到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亚洲自由汇率市场作出多么过激的反应。但在“金融危机”四个字的刺激下，再加上印度的一些货币政策动向，虚拟的媒体压力使央行在2008年秋天提高100个基点的存款准备金，它严重杀伤了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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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一些冷静的研究者在事后指责央行此举有一点让人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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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天天阅读大量报告的专业投资者来说，在语言刺激下产生的恐慌情绪和天天阅读新闻媒体的普通投资者没有什么两样。不断看空A股的职业预言家一次又一次地大胆喊出挑战投资者心理防线的点位：2007年12月喊出的是4 000点，春节后是3 800点，随后是3 200点，再往后是3 000点，再往后是2 800点，2008年夏天是2 500点，甚至2 2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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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A股已经触及了2 700多点的最低点，市场已经是惊恐一片了。据统计，每次大跌的时候，去和讯网阅读相关新闻的人要比平常多出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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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球上，到现在再也没有出现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式的一幕，原因之一是现代国家已经成为以管理经济为第一特征的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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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林奇回忆自己管理麦哲伦基金的早期时，记述过美国投资者面对股市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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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82年，美国人对股市害怕之极，只要谈及股市，人们就会把话题岔开。1982年觉得简直天要塌下来了，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到了两位数（就美国那样一个经济体来说，比今天的中国严重多了）。林奇记述道，“生活在郊区的富人们忙着抢购黄金以对付通货膨胀，购买猎枪以防身，囤积罐头以防食品短缺。那些20年已经没有钓过鱼的商人们也害怕经济奔溃后，自己只能钓鱼吃了，赶紧给钓鱼竿的螺丝上好油，把箱子装得满满的，以防商店突然关门而无处可买”。在这样的恐慌中，彼得·林奇冷静地买入了包括克莱斯勒（汽车股）在内的大量股票，因为他觉得不少行业的周期快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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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林奇这样的优秀股票型基金经理，还是伯格这样的指数基金经理教父，他们很早就发现了投资心理与媒体舆论之间的关系。林奇和伯格都发现，股市上涨的时间永远多于下跌的时间，但悲观的文章永远多于乐观的文章。这是投资者本性与媒体本性之间的微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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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人可以预测股市的点数与走向。1987年美国股市大跌后，投资家们预言随后的几年美国经济将会出现大萧条，经济要出大灾难，包括林奇自己在内的投资家们都睡不好觉，可是道琼斯指数却在1990年涨了2 500点，随后在90年代迎来了一个持续多年股市的黄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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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归道理，中国5 000万股民与上亿基金投资者只有经历过这种信息恐慌后，才会一点一点地建立自己的抗体。这中间，仍然伴随着时刻可能绷断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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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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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观察家发现金融危机那段时间：中国A股在面对悲观的消息时，看起来更像一个国际性的市场；而在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A股既不与国内市场挂钩，也不与国际市场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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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从6 124点一路下跌到了1 624点，这样一个从天到地的变化，就像一只空中的飞鸟，在身中数箭后，终于在一只无箭之弓的弦响声中，拼命挣扎后而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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