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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在恐慌中送走了美国次贷危机，又迎来了所谓“越南金融危机”。其实，究竟有没有一次越南金融危机或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呢？至少在2008年底之前，人们看不到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亚洲自由汇率市场作出多么过激的反应。但在“金融危机”四个字的刺激下，再加上印度的一些货币政策动向，虚拟的媒体压力使央行在2008年秋天提高100个基点的存款准备金，它严重杀伤了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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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一些冷静的研究者在事后指责央行此举有一点让人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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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天天阅读大量报告的专业投资者来说，在语言刺激下产生的恐慌情绪和天天阅读新闻媒体的普通投资者没有什么两样。不断看空A股的职业预言家一次又一次地大胆喊出挑战投资者心理防线的点位：2007年12月喊出的是4 000点，春节后是3 800点，随后是3 200点，再往后是3 000点，再往后是2 800点，2008年夏天是2 500点，甚至2 2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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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A股已经触及了2 700多点的最低点，市场已经是惊恐一片了。据统计，每次大跌的时候，去和讯网阅读相关新闻的人要比平常多出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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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球上，到现在再也没有出现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式的一幕，原因之一是现代国家已经成为以管理经济为第一特征的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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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林奇回忆自己管理麦哲伦基金的早期时，记述过美国投资者面对股市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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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82年，美国人对股市害怕之极，只要谈及股市，人们就会把话题岔开。1982年觉得简直天要塌下来了，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到了两位数（就美国那样一个经济体来说，比今天的中国严重多了）。林奇记述道，“生活在郊区的富人们忙着抢购黄金以对付通货膨胀，购买猎枪以防身，囤积罐头以防食品短缺。那些20年已经没有钓过鱼的商人们也害怕经济奔溃后，自己只能钓鱼吃了，赶紧给钓鱼竿的螺丝上好油，把箱子装得满满的，以防商店突然关门而无处可买”。在这样的恐慌中，彼得·林奇冷静地买入了包括克莱斯勒（汽车股）在内的大量股票，因为他觉得不少行业的周期快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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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林奇这样的优秀股票型基金经理，还是伯格这样的指数基金经理教父，他们很早就发现了投资心理与媒体舆论之间的关系。林奇和伯格都发现，股市上涨的时间永远多于下跌的时间，但悲观的文章永远多于乐观的文章。这是投资者本性与媒体本性之间的微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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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人可以预测股市的点数与走向。1987年美国股市大跌后，投资家们预言随后的几年美国经济将会出现大萧条，经济要出大灾难，包括林奇自己在内的投资家们都睡不好觉，可是道琼斯指数却在1990年涨了2 500点，随后在90年代迎来了一个持续多年股市的黄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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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归道理，中国5 000万股民与上亿基金投资者只有经历过这种信息恐慌后，才会一点一点地建立自己的抗体。这中间，仍然伴随着时刻可能绷断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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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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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观察家发现金融危机那段时间：中国A股在面对悲观的消息时，看起来更像一个国际性的市场；而在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A股既不与国内市场挂钩，也不与国际市场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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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从6 124点一路下跌到了1 624点，这样一个从天到地的变化，就像一只空中的飞鸟，在身中数箭后，终于在一只无箭之弓的弦响声中，拼命挣扎后而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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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最重要的一个关口曾经在3 000点：2008年6月，A股失守3 000点关口，一周后再度失守2 900点关口。回望当初豪情远望奥运会8 848点的光景时，简直不敢想象当年的那个市场后来这般灰头土脸。市场心理的情绪化就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写到的“春和景明”与“阴雨霏霏”两个瞬间切换的游客心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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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雨霏霏”已经到了极致。当时，最著名的一次大跌第一起因是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17.5%，一次上调100个基点，将A股这只惊弓之鸟吓到2 8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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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央行的货币政策到A股的大跌，从机构的极度悲观到散户的近乎绝望，A股那时的处境与其说是一个市场状态，不如说是一个心理状态，所有的力量都在拼命地寻找信息，也在慌乱地博弈，“错杀”成为股评家口中的一个高频词。A股斩去1/2的泡沫后，无论是套用哪种估值系统，都是一个投资价值显现的市场了。但是，越是这样，投资者越是不敢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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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的决策者对于当时的越南金融危机与印度通货膨胀的市场影响力可能作了误判。当时，我们自己对于越南的所谓“金融危机”究竟有没有第一手的评估报告？越南的问题够得上是一次“金融危机”吗？作为明日七国之一的新兴经济体越南，25%的CPI和45%的股市下跌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已经是致命的问题吗？这一切都需要做出冷静评估。在一个互联网新闻报道连环影响传统媒体的新闻取向时，仅“金融危机”这四个字在媒体的反复传播已经使这一定义本身合法化，随之而来的是，它对于决策者的影响会造成一种虚拟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军压境的心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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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在4 000点的时候，机构是一致做多的声音，打到2 800点了，基金经理和分析师的报告迅速修改原来的口径判断，将2008年的市场极度看空，好像中国经济就像一个可以随意改写的软件一样。中国的60多家基金公司、几十家保险机构、上百家券商、社保和其他投资机构，他们的恐慌心理传导到普通投资者。很多研究报告，就像世界银行的人一样，把越南、印度搬出来对比中国经济，勾画出了一个十分悲观的未来。中印是全球经济的两个发动机，它们同属一个作为地理概念的亚洲的事实并不代表它们同属一个性质的市场。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更为紧密，在全亚洲都是通货膨胀的时候，日本当时仍然没有走出通缩的阴影。中国的基金公司的悲观心理就像越南恐慌地换取黄金的投资者一样年轻，一样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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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在经济出乱子的时候，投资者战胜心理恐慌就像他们在6 000点战胜心理贪婪一样重要。政府的经济决策群体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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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市场伦理还是要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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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综指腰斩后，原有的估值系统已经内分泌失调。投行、券商、基金公司给出的市场报告与资本评级，可以视为语言失灵。对新兴市场来说，价值观的动荡在透露着它自身的青春期性格的同时，也在考验新的市场伦理土壤是否可以一点一点地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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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考验比专家们想象到的后果要更严重。对于一个新兴的市场来说，国家仍然像父亲一样，用它的威望和体力作抵押，透支资本市场上可能看得到的盈利空间。这在2006年下半年至2007年上半年的中国股市中，是一度被放大的全民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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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先是放弃了欧美投行宣扬的“金砖四国”的战略溢价投资思想；随后，放弃了按巴菲特式价值投资思想；后来，据说江浙大胆的投机者听到“谢国忠”（唱空专家）这三个字时，都充满了焦虑情绪。这就是一套资本市场商业价值观被打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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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十几万亿资产人间蒸发的时候，有必要硬着头皮承认：游戏仍然需要商业心态，不是政治心态。那时，只要GOOGLE一下“救市”这个词的频率就知道，救市还是不救市这样简单的“二元论”已经不只是股民的猜谜，连一直鼓吹市场与制度建设的学者们，当时也把“救市”这样一个对制度安排充满排斥的词语频频地挂在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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