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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最重要的一个关口曾经在3 000点：2008年6月，A股失守3 000点关口，一周后再度失守2 900点关口。回望当初豪情远望奥运会8 848点的光景时，简直不敢想象当年的那个市场后来这般灰头土脸。市场心理的情绪化就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写到的“春和景明”与“阴雨霏霏”两个瞬间切换的游客心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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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雨霏霏”已经到了极致。当时，最著名的一次大跌第一起因是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17.5%，一次上调100个基点，将A股这只惊弓之鸟吓到2 8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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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央行的货币政策到A股的大跌，从机构的极度悲观到散户的近乎绝望，A股那时的处境与其说是一个市场状态，不如说是一个心理状态，所有的力量都在拼命地寻找信息，也在慌乱地博弈，“错杀”成为股评家口中的一个高频词。A股斩去1/2的泡沫后，无论是套用哪种估值系统，都是一个投资价值显现的市场了。但是，越是这样，投资者越是不敢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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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的决策者对于当时的越南金融危机与印度通货膨胀的市场影响力可能作了误判。当时，我们自己对于越南的所谓“金融危机”究竟有没有第一手的评估报告？越南的问题够得上是一次“金融危机”吗？作为明日七国之一的新兴经济体越南，25%的CPI和45%的股市下跌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已经是致命的问题吗？这一切都需要做出冷静评估。在一个互联网新闻报道连环影响传统媒体的新闻取向时，仅“金融危机”这四个字在媒体的反复传播已经使这一定义本身合法化，随之而来的是，它对于决策者的影响会造成一种虚拟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军压境的心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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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在4 000点的时候，机构是一致做多的声音，打到2 800点了，基金经理和分析师的报告迅速修改原来的口径判断，将2008年的市场极度看空，好像中国经济就像一个可以随意改写的软件一样。中国的60多家基金公司、几十家保险机构、上百家券商、社保和其他投资机构，他们的恐慌心理传导到普通投资者。很多研究报告，就像世界银行的人一样，把越南、印度搬出来对比中国经济，勾画出了一个十分悲观的未来。中印是全球经济的两个发动机，它们同属一个作为地理概念的亚洲的事实并不代表它们同属一个性质的市场。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更为紧密，在全亚洲都是通货膨胀的时候，日本当时仍然没有走出通缩的阴影。中国的基金公司的悲观心理就像越南恐慌地换取黄金的投资者一样年轻，一样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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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在经济出乱子的时候，投资者战胜心理恐慌就像他们在6 000点战胜心理贪婪一样重要。政府的经济决策群体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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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市场伦理还是要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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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综指腰斩后，原有的估值系统已经内分泌失调。投行、券商、基金公司给出的市场报告与资本评级，可以视为语言失灵。对新兴市场来说，价值观的动荡在透露着它自身的青春期性格的同时，也在考验新的市场伦理土壤是否可以一点一点地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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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考验比专家们想象到的后果要更严重。对于一个新兴的市场来说，国家仍然像父亲一样，用它的威望和体力作抵押，透支资本市场上可能看得到的盈利空间。这在2006年下半年至2007年上半年的中国股市中，是一度被放大的全民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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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先是放弃了欧美投行宣扬的“金砖四国”的战略溢价投资思想；随后，放弃了按巴菲特式价值投资思想；后来，据说江浙大胆的投机者听到“谢国忠”（唱空专家）这三个字时，都充满了焦虑情绪。这就是一套资本市场商业价值观被打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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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十几万亿资产人间蒸发的时候，有必要硬着头皮承认：游戏仍然需要商业心态，不是政治心态。那时，只要GOOGLE一下“救市”这个词的频率就知道，救市还是不救市这样简单的“二元论”已经不只是股民的猜谜，连一直鼓吹市场与制度建设的学者们，当时也把“救市”这样一个对制度安排充满排斥的词语频频地挂在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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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很难，但决策者与监管者也陷入政治逻辑怪圈：要坚持教科书上不干预市场的学术伦理呢，还是重新像父亲一样伸出手去关怀冰冷的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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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在一期评论中，大胆地表明了自己是市场伦理的捍卫者。她的观点说，如果政府出来这样做了，就等于告诉了市场这仍然是一个政府控制的市场，那么下一次怎么办呢？另一位学者刘纪鹏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中国经济十分强大，中国的股市正在成长，如果任由股市失手4 000点，证监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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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经济的决策者遇到的伦理难题：是咬牙坚守自由市场思想呢，还是在危难的时候以儒家政治哲学的灵活性，实践一个“实事求是”的管理理念呢？两个东西压得决策者不能出手。2008年的“两会”上，在温家宝总理记者会后，中国高级别官员没有对股市说话，在国家的政治逻辑里是算不算成功的一小步？仍然有待检验。但市场一再向下背离资本市场的估值逻辑时，那样的沉默又算不算错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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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的迟疑来自于一个更深的政治理念中。当人民与股民这两个概念重合的时候，往往是经济上的民粹主义破坏力最强的时候。在2008～2009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环境下，那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无论是在一个民主政治体制下还是一个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对于股市是否像父亲一样给予关怀都是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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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估值系统紊乱后，心理博弈是A股的最终支撑。股民与国家的博弈、境外热钱与公募基金的博弈、中国经济信心与美国经济信心的博弈都是影响A股最终走势的决定性因素。决策者对于A股的关怀不如转向对于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关怀，这样就能躲开2亿股民善良愿望给自己挖下的坟墓。后来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奥运会结束了，奥运行情没有了，那个触点而造成千军万马的出逃是中国股市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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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价值观是：即使已经极端艰难，也要坚持价值观。在小心翼翼的关注下，让看不见的手一点一点地去调整这个市场，让看得见的手一点一点地去调查国家的经济。最终，希望慈父一样的关怀能够悄悄地放在心里，而不是挂在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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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股伪全球化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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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后中国经济的黄金年代与A股没有任何关联；2008～2009年A股狂跌却不顾中国是全球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小这一事实。A股的一个伪全球化征候说明，它还是一个没有基本市场伦理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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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A股的点位是星相学家的事情，作为一个商业投资者何时出手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样的时机，有时好像充满了魔鬼定理：当A股忘记了美国、忘记了全球化的时候，它往往找到的是上升的自信；当A股重新想起美国市场与全球化的时候，是要下跌的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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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魔鬼定理在金融危机后一次又一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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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是一个投票器，而不是一个称重器。心理博弈是一个十分魔鬼的东西，如果统计2007年所有的券商给2008年的指数报告时，把最低的4 800点与最高的10 000点等几十个预测加起来，平均值是7 200点。这是2007年冬天关于A股的所有机构的心理投票值。2008年春天统计同样这批机构的看跌点数时，从4 000点到1 700点不等，平均是2 000点左右，这也是一个投票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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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心理上的冰火两重天之间的无缝切换，没有比股市更合适的地方。这样的投票器宁可看做是一个心理博弈和研究的课题。就像A股与全球化的关联一样：在高涨的时候，所有的投行都拿出中国溢价论；在打低股指的时候，所有的参照都是美国股市的平均市盈率。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言必称美国”的时代，A股正好在2008～2009年让中国的基金经理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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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全球化征候注定要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完成价值回归的良好借口。虽然可以举出各种“蛇与庄稼”式的联系，但美国的次贷危机与中国的房地产业基本上没有关系。中国没有那样的衍生金融产品，也没有“寅吃卯粮”的人民，中国人的买房观仍然是：交了钱，这就是我安身立命的家了。中国的经济体系自身循环与内需的经济框架（比如粮食自给、重工业体系的民族主义指导），已经画出了中国A股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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