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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在经济出乱子的时候，投资者战胜心理恐慌就像他们在6 000点战胜心理贪婪一样重要。政府的经济决策群体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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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市场伦理还是要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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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综指腰斩后，原有的估值系统已经内分泌失调。投行、券商、基金公司给出的市场报告与资本评级，可以视为语言失灵。对新兴市场来说，价值观的动荡在透露着它自身的青春期性格的同时，也在考验新的市场伦理土壤是否可以一点一点地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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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考验比专家们想象到的后果要更严重。对于一个新兴的市场来说，国家仍然像父亲一样，用它的威望和体力作抵押，透支资本市场上可能看得到的盈利空间。这在2006年下半年至2007年上半年的中国股市中，是一度被放大的全民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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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先是放弃了欧美投行宣扬的“金砖四国”的战略溢价投资思想；随后，放弃了按巴菲特式价值投资思想；后来，据说江浙大胆的投机者听到“谢国忠”（唱空专家）这三个字时，都充满了焦虑情绪。这就是一套资本市场商业价值观被打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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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十几万亿资产人间蒸发的时候，有必要硬着头皮承认：游戏仍然需要商业心态，不是政治心态。那时，只要GOOGLE一下“救市”这个词的频率就知道，救市还是不救市这样简单的“二元论”已经不只是股民的猜谜，连一直鼓吹市场与制度建设的学者们，当时也把“救市”这样一个对制度安排充满排斥的词语频频地挂在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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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很难，但决策者与监管者也陷入政治逻辑怪圈：要坚持教科书上不干预市场的学术伦理呢，还是重新像父亲一样伸出手去关怀冰冷的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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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在一期评论中，大胆地表明了自己是市场伦理的捍卫者。她的观点说，如果政府出来这样做了，就等于告诉了市场这仍然是一个政府控制的市场，那么下一次怎么办呢？另一位学者刘纪鹏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中国经济十分强大，中国的股市正在成长，如果任由股市失手4 000点，证监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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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经济的决策者遇到的伦理难题：是咬牙坚守自由市场思想呢，还是在危难的时候以儒家政治哲学的灵活性，实践一个“实事求是”的管理理念呢？两个东西压得决策者不能出手。2008年的“两会”上，在温家宝总理记者会后，中国高级别官员没有对股市说话，在国家的政治逻辑里是算不算成功的一小步？仍然有待检验。但市场一再向下背离资本市场的估值逻辑时，那样的沉默又算不算错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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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的迟疑来自于一个更深的政治理念中。当人民与股民这两个概念重合的时候，往往是经济上的民粹主义破坏力最强的时候。在2008～2009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环境下，那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无论是在一个民主政治体制下还是一个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对于股市是否像父亲一样给予关怀都是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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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估值系统紊乱后，心理博弈是A股的最终支撑。股民与国家的博弈、境外热钱与公募基金的博弈、中国经济信心与美国经济信心的博弈都是影响A股最终走势的决定性因素。决策者对于A股的关怀不如转向对于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关怀，这样就能躲开2亿股民善良愿望给自己挖下的坟墓。后来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奥运会结束了，奥运行情没有了，那个触点而造成千军万马的出逃是中国股市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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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价值观是：即使已经极端艰难，也要坚持价值观。在小心翼翼的关注下，让看不见的手一点一点地去调整这个市场，让看得见的手一点一点地去调查国家的经济。最终，希望慈父一样的关怀能够悄悄地放在心里，而不是挂在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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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股伪全球化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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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后中国经济的黄金年代与A股没有任何关联；2008～2009年A股狂跌却不顾中国是全球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小这一事实。A股的一个伪全球化征候说明，它还是一个没有基本市场伦理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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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A股的点位是星相学家的事情，作为一个商业投资者何时出手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样的时机，有时好像充满了魔鬼定理：当A股忘记了美国、忘记了全球化的时候，它往往找到的是上升的自信；当A股重新想起美国市场与全球化的时候，是要下跌的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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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魔鬼定理在金融危机后一次又一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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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是一个投票器，而不是一个称重器。心理博弈是一个十分魔鬼的东西，如果统计2007年所有的券商给2008年的指数报告时，把最低的4 800点与最高的10 000点等几十个预测加起来，平均值是7 200点。这是2007年冬天关于A股的所有机构的心理投票值。2008年春天统计同样这批机构的看跌点数时，从4 000点到1 700点不等，平均是2 000点左右，这也是一个投票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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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心理上的冰火两重天之间的无缝切换，没有比股市更合适的地方。这样的投票器宁可看做是一个心理博弈和研究的课题。就像A股与全球化的关联一样：在高涨的时候，所有的投行都拿出中国溢价论；在打低股指的时候，所有的参照都是美国股市的平均市盈率。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言必称美国”的时代，A股正好在2008～2009年让中国的基金经理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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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全球化征候注定要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完成价值回归的良好借口。虽然可以举出各种“蛇与庄稼”式的联系，但美国的次贷危机与中国的房地产业基本上没有关系。中国没有那样的衍生金融产品，也没有“寅吃卯粮”的人民，中国人的买房观仍然是：交了钱，这就是我安身立命的家了。中国的经济体系自身循环与内需的经济框架（比如粮食自给、重工业体系的民族主义指导），已经画出了中国A股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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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最密切的联系是研究员与分析师们一份又一份的报告中引述的全球化概念与美国论据。还有那些像战略学家一样关心美国、伊朗、次贷、两房（房利美、房地美）、伯南克的一举一动的中国中产阶级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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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光荣与梦想》的作者还活着，他要记录这样一个焦虑与多变的年代，它的写作可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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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这个庞大的国家和数亿的激动的投资者，每天在焦虑中谈论他们的“财产性收入”。是的，一个国家都在讨论股市的年代，是对于财富的无尽渴望。中产阶级在拼命地工作与算计，以期改变他们焦虑的身份；新兴的基金经理以为穿着一身西装，在美国一个什么学校读过金融与投资，就幻想自己是东征军，打吴佩孚这样的土包子算什么呀；等到上证指数从6 124点砸到1 624点时，300多名明星一般的基金经理也在心疼地看着自己的老鼠仓跺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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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第一次出现了讽刺股民炒股的小品，随后，遍地的股神一夜间又消失。那些学习了多少年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原理的人们，在市场最乐观的时候忘记了它，在最悲观的时候也忘记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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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投资的历史幻象将来有人会书写，在A股冰河期的最后时光里，关于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万千重，这样的叙述比A股与全球化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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