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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后，国内实业界的人士在谈及这些外国著名投行时和当年日本人称呼“白马骑士”时一样，充满了淳朴的晚辈式商业敬意。华尔街的空气从来都是铜臭味儿的，怎么会是一个诗人式浪漫的天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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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银案例出现后，公关手法已经将讨论主题迅速转换，布防了道德式阵形。瑞银集团的公关口径中有这样一条：……在投行部与资产管理部、经济业务部之间设置了一道名为“中国墙”的防火墙。这道墙是不可逾越的，没有人会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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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的商业逻辑是不去触摸法律红线，但在他们控制解释权的领域内，没人愿意为道德站岗放哨。无论是当年的日本还是今天的中国，“白马骑士”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改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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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份A股大跌前，瑞银曾将中国神华H股从35港元看到101港元。瑞银的研究员用中国式逻辑讲述中国经济的特殊，一笔开出的中国2008年煤炭价格是1千元/吨，这是101元的目标价的合理支撑。有人回忆，当时瑞银的分析员在质疑中一语道破玄机：既然大陆基金喜欢玩这么贵的，神华应该可以达到75倍的PE，那么目标价就101港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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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真笑话和下面的假命题一样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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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给青春期少女的忠告：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那要是个唐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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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给新兴市场的：骑白马的不一定是骑士，那要是个“卖拐”的马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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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基金经理光环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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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全球化每向前走一小步，金融风险就多出一个可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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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的管理者们庆幸他们这次躲过了一劫，在欧美的次级贷危机中，没有受到重创。这样的庆幸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封闭的金融系统固然可以隔岸观火，但这样的日子会一劳永逸吗？中行、工行、中信实业银行等在次级债投资上也是把近百个亿拿出去了。这还不算什么，巨额外汇储备购买美元债券后，现在，美元一贬再贬，1万多亿的美元储备中，缩水10%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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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样，中投公司也要往前走，中国仍然要面向全球风险累累的金融市场开放。这就是全球化，你得了道就要面对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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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话，原美国通用的老总韦尔奇2008年3月在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时也说过。当《纽约时报》的记者用美国人习惯的方式问：来自亚洲的主权财富基金收购摩根斯坦利、花旗的股份时，对美国是一种令人失落的打击时，韦尔奇说，慢着，年轻人，让我们一点一点来讨论这个问题。你看到外国资本的阴暗面时，也得想到它的阳光一面，这就是全球化，在这个忧伤而分裂的时代，谁，我们要问，会不选择去推动这一事业？韦尔奇式的开明，是因为通用受益于全球化，就像中国华南的工厂或整个中国经济受益于全球化一样，在这样的时代，金融业又怎能不在全球化的阴暗面中看到阳光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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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利，华尔街的投资家是这一信条忠实的信徒。坏天气总有到来的时候，但好天气也总有过去的时候。在一个加速的全球化统一游戏规则的金融业中，全球金融风险就和全球变暖一样，并不总在遥远的国际新闻报道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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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1987年受到股灾的那次重创，是全球化金融矛盾的一次大爆发。表面上看，这只是美国股市中发生的，但其生成机理与后续影响，是全球性的。正是那一次危机后，使美国加重了对日本施加的处罚性改革影响，造成了1989年日本的股市灾难。随即日本进入了失去的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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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的经验教训，只是西方的内参，对于泰国这样的年轻的“四小虎”之一，无论在金融体系上，还是国家经济的方法论上都过于西化的国家来说，1997年注定是“血光之灾”。房地产泡沫的后面，是泰铢的升值与地方政府卖地；就像日本1987年的房地产泡沫后面是日元的升值一样。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后面，是本土货币的升值与地方政府的卖地。对于外国投行唱好人民币更快速升值，以此来解决中国贸易问题是戈培尔式的重复宣传术鼓吹，一定要小心其后面的潜在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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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专门采访了国内一批著名的宏观经济研究学家。他们有来自学院派的，有来自投行的。有趣的是，11名经济学家中，有10名认为，美国的次级贷危机之影响力是出乎中国经济学者的意料的。在向他们问及中国潜在的金融风险时，一半的人选择认为，处理好人民币升值的节奏，是避免中国发生潜在金融危机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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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担心也在基金经理中间不约而同地存在着。和讯网在2007年评出中国十个明星基金经理，在对他们的一个问卷中，有一个固定的问题是：请你讲一下你最近一段时间来阅读过的一本书。结果是这样的：华夏现金增利的基金经理韩会永正在读美国人写的《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广发聚丰的基金经理邓晓峰在阅读《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兴业可转债的基金经理杨云在阅读《金融危机真相》、中邮核心精选的基金经理许炜在阅读格林斯潘写的《动荡年代》等。他们的阅读取向，反映出光环褪去的中国金融界精英群体性焦虑与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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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A股在21世纪初有一点收获的话，基金经理走下神台，从头补课，老老实实学习风险读本，算一点点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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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十二章 房子：神话建构与解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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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为楼市泡沫和任志强的歹毒言语，“穷人”这样的词语在中国重新找回了它曾被尘封的历史含义并企图复活的基本语境。任志强的符号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语言上的挑衅性和对于中国社会心理脆弱状态的成功把握，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声名大震的“娱乐化”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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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第1个10年是一个互联网时代，如果我们把这10年尤其是后5年关于房地产的文章打印出来，估计A4的纸可以珠穆朗玛峰那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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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非典”后，随着一个名为“人民币升值”的新名词像导火索慢慢点燃，一个纠结着数不清利益关系的炸药包挟持了中国。它纠结着这么多的社会利益元素，几乎像一个解不开的麻线团。房地产，它开始纠结着这些复杂的问题：中国社会信仰的合法性、商业伦理的扭曲、民营企业的原罪、仇富的社会思想、独生子女时代的中国忧虑、农民与乡土梦想中的城镇化、中国土地性质的再界定、中央与地方财政死结、政商勾结、互联网上的民粹主义、楼市泡沫化、“蜗居”时代的中国人心理与情感……在一个产业的发展中，地产商成为一个令社会仇恨的“富人”代名词，他们养着自己的研究机构、赞助媒体并且撰写博客与微博，成为一个混合着娱乐与铜臭的名人群体。在楼市的大跃进中，老城区与普通人的拆迁遭遇已经变成了影视剧与文学故事。对抗拆迁的“钉子户”，他们的故事则交融着血泪、堂吉诃德和黑色幽默式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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