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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楼资本找出各种杠杆支点来拉升房价：人民币升值、人口红利、城镇化；对比香港、台北与汉城等临近国际都市的楼价来寻找国内楼价的合理性。2004年的楼价上涨先从深圳等南方城市开始，然后有计划有节奏地转入上海并在那里制造了一场神话，随后开始北上到北京。炒楼大战中，国际资本是第一轮炒作，江浙与山西等地的产业资本是第二轮炒作，普通市场投资者是第三轮炒作。三轮下去，房价节节攀高成为这一段岁月中国人生活中的神话。2006年中国经济出现一些趋冷迹象后，房价一度有所犹豫，但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它开始看到了底线在什么地方。2007年，包括炒家在内的舆论基本共识：中国楼市泡沫已经十分严重了。当时的情形是：A股与楼市，像两个巨型的提款机，帮助人们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能财富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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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06年后期，情形已经十分危险了。普通人的认识在舆论上共识后，仿佛心理已经失控。羊群效应建立在古老的生活哲理基础之上，房子是看得见的，是保值的。这时，一部分清醒的人开始撤出，比如，摩根斯坦利前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就卖掉了私人在上海置办的房子，以实践证明自己对于市场的判断；很多国际资本也清理了在深圳和上海的楼市项目。他们不想在击鼓传花的游戏中接最后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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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2007年突然而至的金融危机成为一个变量，完全推翻了前面全部调整政策的合法性。金融危机爆发后，房价开始下降，现代电子舆论的强大暗示中，决策层与智囊都从美国的负面消息中受到了巨大压力，楼市重新成为中国重振经济的杠杆，因为它的下游有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在一浪接一浪的打压后，突然180°转弯，又仓促出台了房贷优惠这一令人生疑的政策。7折的利率优惠、鼓励购买多套房、首付门槛降至20%，这些措施让投机资本在撤退中又看到了希望之光。20%的首付意味着5倍的杠杆，这在当时破落的股市上是根本看不到的。2009年楼市突然复苏，并成为中国经济的救命恩人。随即，楼价快速升高，价格的奇迹已经完全地打垮了包括谢国忠等人在内的大批专业人士的预期，北京的新楼开盘价普遍开始冲到30 000元人民币以上。如果不是因为神经麻木，国民对此可能会因此昏厥。楼市的疯狂游戏冰火两重天，一年前还是冰川期，一年后就是火山喷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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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也仿佛过山车，仓促的楼市刺激政策仅仅一年多，2010年，中国号称最严厉的楼市新政又出台了。此前，这样的“国×条”已经狼来了好几次。资本市场、投机家、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都在与中央博弈。2010年“两会”，温家宝对房价的表述刚刚结束，央企中化国际旗下的一家地产公司就天价拿走了北京广渠路的一块土地。随后，中央出台了严格的楼市控制政策，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核心城市用行政手段禁止购买第三套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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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泡沫和它看不清的真相，是2000年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巨大事件，它来得快变化得快，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能看明白：它是自然的成长过程，还是它会像日本的楼市泡沫一样？这种压抑与紧张在2000年代令所有国民心情焦虑，一个焦虑而抑郁的社会阶层在生长。假设在某一个时段楼市泡沫破灭，2004年以来对于楼市的所有评论中很多内容可以成为历史的印证；如果楼市泡沫没有破灭，回头看那十年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楼市的评论，则几乎像一个人在梦中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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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号任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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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商成为为富不仁的代名词并引发社会仇富只是在2003年中国经济过热后才出现的，其实只有短短数年历史。在房价节节突破政府与老百姓的心理点位后，它突然在量变中质变，成为一种不安的社会心理。你可以从任志强与“蜗居”这两个符号上找到这个时代一套房子和它对于中国城市市民的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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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常规意义上对于中国楼市的研究与理解，在资产泡沫吹大和媒体文章泛滥后完全失去了价值与阅读意义。社会情绪的潜流日夜不息，关于房子的故事开始外化为文学作品与影视剧，并继续暗示着社会仇富心理的滋生，并直达数量庞大的学者群。任志强是这个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成为社会与娱乐名人的房地产商。他在操控舆论和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媒体渠道的过量，使任志强成为一个金牌话题供应商，他通过自己的博客和微博，在与传统媒体的互动中实现了媒体能量杂交的空前影响力，并完全可以不借助媒体而自己直接发出全国性声音。在电子媒体的空间中，任志强与各类学院派专家的交战，使其身上最初附着的“邪恶地产商”的符号意义竟然荡然无存，反而变成为一个“讲真话”的老大哥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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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夏天，《东方企业家》杂志的一期封面人物是任志强，名为“傲慢与偏见”，这一主题恰当地浓缩了在普通人心中这个时代地产商的道德定位。在北京首都机场的书店里，这本杂志像邮票4连张一样挂在一起，来来往往的乘客在北京2万元每平方米平均房价的心理阴影中，和这个人的头像一起组合成中国房地产业的市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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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为楼市泡沫和任志强的刻毒言语，“穷人”这样的词语在中国重新找回了它曾被尘封的历史含义并企图复活的基本语境。任志强的符号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语言上的挑衅性和对于中国社会心理脆弱状态的成功把握，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声名大震的“娱乐化”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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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属于有社会背景的北京地产商代表，爱读书，好辩论，语言压人。他非常熟悉媒体所需并或明或暗地赞助各类房地产媒体，参与建立了地产数据机构GRIC，还有专门的高级圈子讨论核心问题并在核心话语上达成默契与共识。2005年，是任志强凭借博客获取话语权的强势时期。他也不断参加各种论坛，写文章PK当时的经济学家们。有一天，北京某报记者准备现场采访另一名地产商时，任志强正在电话里给这名地产商支招，让他如何在当天PK学者的行动中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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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充满了语言攻击欲望。2005年，任志强在接受《周末画报》采访时，冒出过一句经典台词：商品房不会考虑穷人。那句话在当时掀起一阵民间抗议声。其实，那是任志强数次以“穷人”作为文眼，挑衅（不是贬义词）中国社会的那一点脆弱的神经了。作为一名房地产商，任志强的话语里确实充满了特有的意识形态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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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志强的讲话中对“穷人”这一词语使用量，可以探究他是如何在语言上撕开德鲁克所言的“贫穷官能症”的。“穷人”这一词语的反复出现揭开了中国社会在面对一套房子时最后被揭掉盖子的尊严之身，而这正是已经写就的浮世绘。下面是任志强的一些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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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商人，不考虑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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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不是为了让房价下跌，是为了稳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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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控制人口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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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的工资买不起一平方的房的观点很愚昧。哪来这么便宜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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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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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巨大的利润支持，无法建设品牌，因此房产品牌就应该是具有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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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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