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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夏天，《东方企业家》杂志的一期封面人物是任志强，名为“傲慢与偏见”，这一主题恰当地浓缩了在普通人心中这个时代地产商的道德定位。在北京首都机场的书店里，这本杂志像邮票4连张一样挂在一起，来来往往的乘客在北京2万元每平方米平均房价的心理阴影中，和这个人的头像一起组合成中国房地产业的市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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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为楼市泡沫和任志强的刻毒言语，“穷人”这样的词语在中国重新找回了它曾被尘封的历史含义并企图复活的基本语境。任志强的符号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语言上的挑衅性和对于中国社会心理脆弱状态的成功把握，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声名大震的“娱乐化”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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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属于有社会背景的北京地产商代表，爱读书，好辩论，语言压人。他非常熟悉媒体所需并或明或暗地赞助各类房地产媒体，参与建立了地产数据机构GRIC，还有专门的高级圈子讨论核心问题并在核心话语上达成默契与共识。2005年，是任志强凭借博客获取话语权的强势时期。他也不断参加各种论坛，写文章PK当时的经济学家们。有一天，北京某报记者准备现场采访另一名地产商时，任志强正在电话里给这名地产商支招，让他如何在当天PK学者的行动中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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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充满了语言攻击欲望。2005年，任志强在接受《周末画报》采访时，冒出过一句经典台词：商品房不会考虑穷人。那句话在当时掀起一阵民间抗议声。其实，那是任志强数次以“穷人”作为文眼，挑衅（不是贬义词）中国社会的那一点脆弱的神经了。作为一名房地产商，任志强的话语里确实充满了特有的意识形态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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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志强的讲话中对“穷人”这一词语使用量，可以探究他是如何在语言上撕开德鲁克所言的“贫穷官能症”的。“穷人”这一词语的反复出现揭开了中国社会在面对一套房子时最后被揭掉盖子的尊严之身，而这正是已经写就的浮世绘。下面是任志强的一些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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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商人，不考虑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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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不是为了让房价下跌，是为了稳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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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控制人口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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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的工资买不起一平方的房的观点很愚昧。哪来这么便宜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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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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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巨大的利润支持，无法建设品牌，因此房产品牌就应该是具有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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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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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降了，房地产开发商有权不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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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并不是暴利行业，“房奴”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商品房定价无须被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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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就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也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以后才能都变成富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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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在面对贫穷官能症上，语言系统是主体意识形态最后的一道防线。“低收入群众”、“困难群众”，这样充满语言尊严的词语在“穷人”一词唤起的社会潜意识中，基本被扫荡了主流意识形态最后的一点神圣。“穷人”是一个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理想主义冲撞中最终没有从人们的集体无意识里去掉的一个特殊词语。在中国房地产业这样一个强势的行业对照下，公开使用“穷人”这一名词的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的人，都有过贫穷的经历，但随后又跻身上流阶层的行列。这种语言攻击力充满了历史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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