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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的工资买不起一平方的房的观点很愚昧。哪来这么便宜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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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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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巨大的利润支持，无法建设品牌，因此房产品牌就应该是具有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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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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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降了，房地产开发商有权不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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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并不是暴利行业，“房奴”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商品房定价无须被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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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就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也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以后才能都变成富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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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在面对贫穷官能症上，语言系统是主体意识形态最后的一道防线。“低收入群众”、“困难群众”，这样充满语言尊严的词语在“穷人”一词唤起的社会潜意识中，基本被扫荡了主流意识形态最后的一点神圣。“穷人”是一个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理想主义冲撞中最终没有从人们的集体无意识里去掉的一个特殊词语。在中国房地产业这样一个强势的行业对照下，公开使用“穷人”这一名词的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的人，都有过贫穷的经历，但随后又跻身上流阶层的行列。这种语言攻击力充满了历史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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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有过在中国陕北的知青经历，他也热心捐助过贫困的农村地区。后来，通过一定的私有化手法，他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治理合法化的上市公司经营者，在北京践行这样一个官商纠合的房地产市场残酷的商业竞争逻辑。这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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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厚非的是，翻出历史潜意识中的伤去对沉默的大多数人进行心理刺伤，达到对于时政的一种暗讽，这是任志强语言暴力的出发点。人们相信，公元2003～2010年的中国楼市泡沫中的任志强，作为一名地产商，他的骨子里仍是一个同情心很强的人，不过，这种同情只能埋藏于他在农村插队那个年代的历史和人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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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那一段历史和它的见证者正在走向坟墓。任志强们脱离了自己理想主义时代的“阶级”身份，却在政治上成为一个盲人。这正是包括任志强在内的一个庞大的中国既得利益商业精英阶层，在那十年狂飙的社会演进中一种扭曲的政治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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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语言上的刺伤传达的是一个社会信号：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残酷与扭曲。“穷人”二字足以让这种暗示得以迅速地繁殖并寻找着等级社会中的集体无意识。在中国走向小康前，庞大的农民、农民工、公家人三个主体人群的骨子里一直包藏着这样一种唯恐被社会分化为另一个阶级的胆小心理，马克思年代的旧话语放在当下，充满了历史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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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到体制内的压力时，任志强经常会在讲话中引用马克思的话，为自己的行为与动机寻找合法性解释，这样的话有时像一种政治抬杠，充满了对于前者和当下意识形态环境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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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到体制外的压力时，任志强一般会选择市场原教旨主义观来作为防守武器。中国从1978年来启动的改革一个重要成果是给十几亿国民上了30年的市场课，天天都在讲实战案例。人们确实已忘记了这个社会和对于普通人的政治同情，很多人都在过着他们在茫茫人海中奔食的普通生活。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这个时候，市场原教旨主义式的话语加剧暗示人对于社会关怀的绝望，中国人这30年建立的市场观坚信市场基本上是真理。拿出真理的大棒去打人时，不但被打者无以还手，连递棒子的人也不会转过弯来想一下，夺下这只大棒是否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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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些话语在复原历史的记忆，重新找到了生长环境。任志强的语言选择角度是一个分裂的事实。套用微博上网友的一句话来概括，“他亦新亦旧，既有一种政治新冲动的现实，又在骨子里无法摆脱他陈旧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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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国内房地产业一度比较萧条，这段时间，任志强的文章数量有所减少，爆猛话的机会也大大减少。2009年，楼市提前复苏，在微博的启发下，任志强找到了更强大的话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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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是一种网状的电子部落，每一个人在交流平台上都可以定制别人的微博并发表评论，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微博的电子民粹主义迎合的是另一种社会阶层，他们更为大众化，更为草根。偏偏在这样的群众战场上，任志强在表达权上获得了新生并空前地“洗白”了自己。他有上百万的“粉丝”（订阅者），却只愿意成为一个人的粉丝，那是另一名地产商潘石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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