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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开始不相信这是现实的时候，它开始变成7 000 、 8 000 、 9 000，这个阶段是普通人从房价开始联想到切身利益的时候，这时，政府的护盘角色尝试性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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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担心泡沫要破的时候，上海的房价已经冲至10 000、11 000、12 000，这时政府变成了强力的价格管制者，但最微妙的博弈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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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金融危机和刺激内需，上海的房价从15 000，节节攀至20 000元时，在人们认为泡沫快要破灭的时候，它的价格在观望者的麻木中一举达到了惊人的历史位置。房价从一个经济问题变成社会问题，并进入艺术作品中，最终成为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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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21世纪初中国楼市泡沫的一段价格简史，也是中国社会财富分化的一个重大历史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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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是这段历史的潮水，楼市是这段历史的大船；在获取船票的过程中，有人先知，有人后觉；有人运用了杠杆，有人只能动用血汗钱；有人升起，有人沉沦。短短几年内，在人民币升值与楼市泡沫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性的战场上，整个中国社会财富的分布出现了第一轮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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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年前，只有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上演了房地产金融化的前半部分。中央政府在2003年抗击完“非典”后，面临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经济问题；“非典”不但没有令中国经济变冷，反而令世界工厂和楼市价格的热度节节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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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定义在热钱背景下的第一轮楼市过热，至少在2005年前，人们并没有看得很清楚，包括地产商和经济学家们。热钱与人民币升值都是中国没有对付过的重大经济问题，博弈的过程本身就存在着大量理论与实践漏洞。政府的学习过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中国人财富的重大分化第一幕自第一轮楼市泡沫已开始。最大获益者为国际热钱与国内热钱、政府与房地产商；最大受害者为中国第一代中产阶级，他们的创造性与信心、他们热烈的政治与社会价值观在一套房子的打击下开始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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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和煤老板是南北方楼市红利的最大获益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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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获取楼市红利的是江浙的产业资本，这笔流动性虽不大但社会心理符号意义强大的杠杆资本力量首先转战到了上海楼市。“温州炒房团”此历史名词是在形容中国第一次财富大分化时的一个有负面意义的词汇。温州人利用原始积累和野蛮资本主义精神，从中国的一线城市炒到三线城市，通过像蝗虫一样的群体作战，掌握社会的心理传播杠杆，快速拉起来一个城市的房价后转战下一个城市。尤其对于在文化上保守的北方来说，对付温州炒房客几乎拿不出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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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资本是典型的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的代表，他们的实践教会国有银行去慢慢学会对付政策漏洞的办法后，楼市的最高潮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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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4年江浙资本在炒房时发明的连环按揭法，在2006年时已经被银行识破。这种按揭法就是买一套新房，用它做抵押贷款首付后，买进数套楼房，再拿这些楼房继续抵押贷款，获取更多的贷款。一个极端的案例是，浙江的一名炒房人用此手法从银行获取了上亿资金后才被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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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资本转性之后，第二轮产业资本转性为金融资本并拉动楼市的是山西的煤炭资本，媒体称之为煤老板。山西的私人煤矿资本的积累不同于江浙的产业资本，它们带有一种19世纪采掘业特征的原始资本特点，他们疯狂地积累财富，大手笔购买天价住宅。当江浙资本杠杆式拉起了上海楼市之后，山西和内蒙古的煤炭资本将北京的楼市推向疯狂的时候是2010年，当金融危机的刺激政策已近尾声时，北京东部的郊区县—通县，新盘房价平均在2～3万元人民币，其价格已经超过了当时西二环的二手房价。它的泡沫特征之一是，每天都会喊出一个价，但这个价格很快就被疯狂的资本接手，第二天再喊出更高的价格。按照2010年北京市的平均工资水平，绝大多数人如果工作40年即他一生的工作时段的话，也仅能赚来通县这样一个郊区县的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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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江浙资本和国际游资书写了上海楼市的泡沫与神话，那么电视剧“蜗居”就像19世纪的小说一样，深刻地讽刺了这些城市和这些城市的扭曲的人文气质。在北方，山西的购买力量使包括楼房在内的奢侈品的追求成为媒体与文艺作品中的讽刺对象。对于一套房子的焦虑，成为文艺作品的主题，这看起来很像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在资本主义高峰时期关于社会现实的表现与讽刺；那个时候，正是欧洲的工业打碎乡村、社会财富大分化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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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6年：暂停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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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景到了2006年时，在普通人刚刚完成了楼市的入门级学习后，中国第一轮楼市泡沫期已经短暂消停了。人民币升值节奏放慢，经济趋冷的现象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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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炒楼资本的第一轮狂热暂时过去了，人们开始观望。经济看冷，楼市也就看冷了。在话语权阶层中，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余永定比较早地发出了这一警告。2005年冬天，他在《财经》杂志上撰文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出现趋冷迹象”。人们愿意相信，这是当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对于2006年经济的一个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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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刺激内需战略已经提出，除了与美国人减少博弈外，心理上安内恐怕是更重要选择；中央经济工作会定出的这一战略，只有一小部分人在政治高度意识到了问题的重大性。恐怕只有在2010年的十二五规划制定后，才在普通政府官员中对这一战略建立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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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中国财政政策仍然是稳健的，但要“相机抉择”。这句话十分玄妙，“相机抉择”仿佛神秘地预见到了2007年下半年已经开始的美国金融危机，时任北京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公开看冷中国经济。林是中央政府智囊，手里掌握的东西比其他学者要多一点，包括没有公布的数据。还有清华的李稻葵，他的数学模型为很多媒体所报道，他也对2006年看冷。由于在自己的数学模型上花了很多工夫，李稻葵2005年曾经预测过CPI为负，这一结论当时吓了大家一跳。到了2006年，在核心智囊层看来，此预测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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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传出了很多公司减薪和裁员的新闻。经济冷，就业就下降，这是中国从来不敢掉以轻心的事情。《日本经济新闻》预测中国“十一五”中，GDP下降1个百分点，就有1 000万人难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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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央政府自1978年以来面临了各种改革难题，但第一次与楼市泡沫这一全球经济难题交战的时候，它并没有在经济与政治理论上储备足够多的信心。2005年的楼市调整政策决策者认为自己的动作与认识已经到位，但绝对没有想到金融危机后北京的楼价又涨了一倍。在地产商手中储备的舆论阵地尤其是电子舆论阵地与政府的传统纸媒体舆论对峙时，有几个因素一直困扰着决策层：楼市是中国GDP的源动力，打楼市会把经济打冷；土地是地方财政盛景的支撑，打楼市会把地方经济打冷。自2004年控制宏观经济过热到2005年治理楼市，再到2006年经济趋冷的苗头出现后，这样的纠结心理一直在左右决策层对于房地产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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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楼市利益群体继续鼓吹房价上涨，但这一年负面的信号已经发出：美国的房地产基金撤离了上海；新加坡的房地产基金撤离上海；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在上海的楼市出现泡沫后卖掉了自己在上海的一套房子；上海的售楼人员的收入急剧下降；高利率信托产品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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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家著名信托公司，2006年的一年期信托产品是3.8%的收益，但2005年初曾高达7%之多。2005年银行把信贷封了后，很多地产商怕资金链断了，以高利息信托来融资，根本不在乎多少利息。2006年那点利息就是给民间资本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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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北京的潘石屹已经不盖住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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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冬天，潘石屹亲口对媒体说，他未来三年内不再盖住宅了，也就是说奥运会前他不会再盖住宅。潘石屹与任志强是一对地产业“相声演员”，不过，他是一名喜欢学习并且经常撰写有一些有思想性博客的房地产商。在市场判断上，他的观点充满了智趣，比任志强要更讨人喜欢；在实践上，他走的是一个另类的路径，包括20世纪80年代末，逃离海南楼市时，他的先知先觉帮助他成为中国地产商中一个亲和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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