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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经济主义经济发展路径，与前面的几个“主义”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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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并没有表现出有力的国有化运动和国家强力干预经济，但就奥巴马一上台后就推出的8000亿美元刺激方案来说，美国政府的注意力已经从金融机构转向实体小企业与个体公民。美国确实想协调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企业的微观利益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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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美国金融危机的高潮时，中国又推出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令全世界侧目，并几乎获得了一致的正面肯定。无论怎么说，国家强力介入经济控制的行动一步一步在加强，而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表现得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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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上岸后，传教士也在登陆。经济学界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价值观的研究，引起了形形色色的“主义”的研究，这将会不断修正我们对于世界的新认识，并在每一个特别的语境下都保持其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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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旗手哈贝马斯在研究美国发展时已经注意到，自二战后，在信息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一个问题解决者，这使得政治意义上的官僚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制度环境中都强有力地合法化。这种晚期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特征，使国家经济主义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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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华尔街都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几年前的“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论争，表明在认识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经济主义的问题上，如果只就效果论的美国式实用主义来看，北京共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似乎更有听众。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后，这样的看法获得了更多的资本主义保守研究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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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纯经济学说而言，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就像欧美世界的一只钟摆一样，每隔一二十年，就要完成一次摇摆。80年代里根政府执政的高潮时期，也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华约阵营最后的时光，那时，西方的主流经济哲学是弗里德曼的钟摆；在奥巴马执政的伊始阶段，当华尔街受到重创时，欧美世界一片萧条，凯恩斯主义的钟摆终于甩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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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由资木主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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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的“主义”中，对于美国人的价值观伤害最大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的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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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全球经济学与经济哲学的研究大本营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渐渐转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理论，从弗里德曼到哈耶克这一代人后达到了理论顶峰。在中国之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思想也是或深或浅地接受着的，只不过是美国比英国深一点，英国比法国深一点，它们是浓度不同的资本主义。80年代末、90年代末，在中国经济知识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在学术领域的研究比较深入，大量作品就是从那时翻译过来并影响到了当前掌握经济决策权的社会精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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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后的西方世界与中国，弗里德曼的名作《资本主义与自由》是阶段性受到冷落的一本书。弗氏观点核心是：经济自由会带来一定的政治自由。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虽然美国经济也不完全自由，但美国选择了浮动汇率制度、自由贸易制度、取消价格管制制度、取消牌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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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信息即时传播的背景下，2007年下半年的次贷危机的后劲如此之强，几乎将所有的常识判断打倒在地，包括美国精英阶层坚定信仰的自由资本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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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夏天，本已判断为故事尾声的次贷危机突然加剧，等到第五大交易商贝尔斯登倒下后，市场开始变成了一个快速跳动的心理投票器；及至“两房”国有化后，骨牌开始疯狂推倒，雷曼突然破产，美林瞬间被收购，高潮部分是高盛与摩根斯坦利坐着时光的机器，回到了胡佛当总统的1930年，变成了控股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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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世界的美国金融危机在几周内就上演了跌宕起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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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每天升起，游戏突然混乱。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拉出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镜头，才能给出在金融危机重创下的自由资本主义一个基本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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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死后，自由经济哲学在美国的市场价值观中早已式微。确实，自80年代后期，里根和撒切尔退出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的阵营后，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哲学遇到了Global-warming（全球变暖）式的新政治议程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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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的学者们所忽略的：一边是极端疯狂创新的“后现代金融模式”，一边是国家主义渐行渐近的强大身影。用这样的仪器观测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可以发现有趣的哲学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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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了一个“后现代金融模式”的概念，是因为次贷危机是美国极度泛滥的金融衍生产品体系瞬间窒息的结果。而在此前十几年里，带有强大杠杆功能的金融创新产品已经与传统的金融业务比例失衡，华尔街投行群体以他们掌握的最高话语权粉饰了这样的极端利益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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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90年代以来，对冲基金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000多只，不断专业化的投机套利手法和快速扩大的规模，令纽约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变成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的道场。对冲基金掌握的强大“后现代”金融工具是一种金融创新，但也是一个疯涨的物种。这样的物种入侵与繁殖已经令原有的金融生态紊乱，最终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点上垮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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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入侵如果只是在华尔街，还是一个可以控制参数的系统；一旦连衍生金融产品都进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资本主义的工具性手段，将会倒逼出国家主义的集权式解决方法。经济问题完全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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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要奇怪，当保尔森说要从他的口袋里掏出“火箭筒”的时候，他的屁股已经改变了脑袋的价值观。高盛出身的保尔森知道高盛的游戏不可能成为国会的常识，美国的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临界点上发生了深深地改变，看得见的手在搬开自由市场的哲学基石——看不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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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手法收到了成效。2009年初，美国已经有96家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所申请了反卖空保护，除了金融机构外，竟然还有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禁止卖空的规定在雷曼破产前已经在市场的恐慌积累中制定出来，随后英国也出台了同样的规定。杠杆式卖空是对冲基金最后求生的诺亚方舟，但这样一只船已经无法从哈得逊河出发，也无法逃离泰晤士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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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卖空的紧急金融法令是实用主义在美国的胜利，作为一把双刃剑，它又伤及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哲学存在的合法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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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的高潮是摩根斯坦利和高盛这些华尔街的代名词，在运营了75年后，走上反分工理论的道路而重新回到了古老的银行传统运营体系中。它们用美联储可能的信贷支持与银行吸纳存款的触角来增加流动性。求生的冲动必然带有降低精神需求的妥协，对于流动性的渴望令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这些优秀的公司回到历史起点。这种“见利忘义”式的做法考验着自由资本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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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的大萧条是青壮年时代的资本主义成长的代价，但正是那样一个背景使凯恩斯主义抬头，并成为集权国家主义从西方搬到的法宝。20世纪60～90年代，哈耶克、弗里德曼改变了西方的经济哲学后，这一次，已经不是金融凯恩斯主义了，而是完完全全的反资本主义行为。引述这么多的主义（-ism）像在编辑一本冷战时语汇辞典，然而正是冷战的结束，终结了柏林墙两边的历史。它为一次次国有化、国家出手、国家干预、国家管制等一系列手法埋下了历史的伏笔。就像英国《金融时报》2004年的一篇社论号召的那样，那样的口号看起来有一些残酷：年轻人，资本主义在东方，到那里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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