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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模式受到的打击实际上并不是2009年的出口预期，而是此前的人民币升值、新《劳动合同法》、中国从紧的货币政策造成的。至少在2008年春天之前的全球经济情形是：中国希望用人民币升值来给经济降温；新《劳动合同法》使华南的劳动力关系出现了一个生产游戏规则之外的参数，也可以说是节外生枝；同样因为中国的经济强大，原材料与能源需求，使全球油价赌博的杠杆找到了一个支撑点，这才使油价一度升至14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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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变成了一个古怪的样本，半年前的语境是降温，半年后的语境是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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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形很像2004年时的中国经济。上半年怕CPI越过4%的红线，下半年又担心通缩到来。2008年同样是冰火两重天，一热一冷，乐极生悲。悲观是悲观者的墓志铭，我们可以找出更有说服力的谨慎然而乐观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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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时，中国GDP为保“8”努力过，10年过去了，2009年的经济问题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这样一个战车能有7%～9%的增长已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况且此前的10%确实太热了，确实需要冷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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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危机首先伤害的是华尔街，然后是实体经济。美国的经济需求70%来自房地产和汽车。这样的需求结构与中国的出口有很大错位，当时中国的机电产品、纺织品、玩具等是低层的基本需求，那些需求受经济衰退的打击要远远小于汽车与房地产这样的周期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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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界到2010年时仍然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小于1982年的那次衰退，大于1991年的那次衰退。1982年里根政府后期，美国经济有一次突进，1991年后的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经济同样有一次突进。这是美国经济的辩证法，也是中国出口市场的辩证法。2008金融危机后，欧美世界的市场可能会有一个重构的过程，从长远看，会通过一个新金融秩序的形成带来经济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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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人民币没有贬值，中国通过工业与基建投资的硬刺激，为后来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完全可以通过社保、农村建设的软刺激为下一次的突进打好基础，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如果在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教育、基本保险、医疗等）问题上有突进，将会收到双重的收益，国家和社会同时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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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油价、原材料价格已经双双下降，国际油价已经从高峰时130多美元跌到60多美元，使中国经济的外在不可控成本会有一个可观的下降，这正好可以补充刺激内需时的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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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万亿错失软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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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09年的中国经济实在没必要那样悲观，对于2010年后的中国经济反而不可过于乐观。这样的预测不只是基于经济分析，还考虑到了中国经济特有的行政参数。2010年春天，刺激政策退出的时候，阵痛已经开始：股市停步不前、楼市快要着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危险、二次探底风险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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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评论并不是事后反思，在开始前就已经出现大量的声音，要求利用这样一个历史性机会，实现中国经济的有机成长——其实就是结构转型与经济刺激一箭双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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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刺激有一点慌乱，动作有一点变形，典型的就是两件事：只盯农村、只盯“铁公基”。其手法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的出棋一样，给人一种铁肩担道义的感觉，但商业逻辑是不能不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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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一向厚道。1997年人民币坚持不贬值，朱镕基政府刺激内需的计划，在经济与政治上双赢。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温家宝政府同样没有使用人民币贬值而是用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为全球经济树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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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对于内地经济政策批评很多的张五常教授当时撰文说，4万亿刺激计划棋风大有可观，但要小心着着有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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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金融危机的高潮过去后，美国人一直在小步修订自己的救市政策，原因是金融市场的信心已经略有恢复。保尔森还在财长的位置上时，他已经修改了一部分政策，认为美国的7000亿救市资金不能全部用在金融机构上，也要用于中小企业的救助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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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金融市场在2009年最怕听到“杠杆”二字，但中国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却需要在方法论上找到一个最好的杠杆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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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刺激农村经济与产业转型是最好的杠杆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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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的软刺激包括：农村的社保、商业、医疗、教育、娱乐、消费等一个全面的经济结构。这其中最核心的是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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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二十多年间，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下，城市解决了社保问题，但民间的购买力因为房地产泡沫而受到巨大的牵制。农村因为土地政策的好处而并没有突出的住房问题，但农村的购买力最大牵制是没有社保系统。作为一种社会物质与心理双重建设的社保体系，在数亿农民中构建它看起来是一个海量的工程。但如果切成模块来考虑，比如就一个县或一个镇的社保，问题同理，原理仍然是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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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村的社保包括养老与医疗，4万亿的重心如果放在这样的软刺激上，表面上看只是带动了几个产业，但社保问题一旦解决，将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释放出来；把农民的储蓄从箱底释放出来；把农民的信心从土地上释放出来；把农村从中国社会的被同情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这个过程完全是杠杆撬动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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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释放一个购买力，就是为工业品提供一个消费力，这是基础的未来内需循环模式。中国的城乡经济对流，在2008年的中国经济内需刺激中，在战略上显得十分珍贵。对于一个拿出16%的年度GDP总量来刺激经济的年代来说，那也是几十年才会有一次的重大经济投资计划，这样的时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像运动员在赛跑前蹬脚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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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刺激农村经济是一个绝佳的支点。2008年经济学家们的呼吁最终还是被激素药品——“铁公基”（铁路、公路、基建）夺走了。几十年来的经济决策体系一直是以工业品为思维出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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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修桥架路式刺激手法曲解凯恩斯主义的刺激内需，分明深藏着长远的社会损耗；作为一种单向的刺激，其并不直接指向社会公民的切身生存利益。软刺激农村经济，在解决一个经济周期的熨平问题时，同样给农村民生这个中国经济核心问题一次深远的制度安排，几十年来困挠着中国经济潜力的贫富差距问题、城乡分割问题、增量市场问题、出口贸易摩擦问题等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将因此获得非凡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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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社保会让“孝道”变成完全的人文关怀。家庭医保让无助者超越无尽的自卑，一个民富的农村是中国政治与经济最大的稳定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农村发展实践，对于中国大陆的新农村也好、小康社会也好，已经在社会与民生战略上给出了一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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