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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格局因为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而改变。自1988年日本经济出现问题，亚洲经济的火车头停下来了；1998年后，“四小龙”停下来了，2008年后，美国经济也停下来了。中国可以沉稳上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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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经济学家的共识是：只有中国大陆的经济是这次受美国金融危机打击最小的。恰恰在这个时候，台湾因为“三通”的标志性放开而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那个在罗大佑歌曲中的台湾地区，经济的青春期早已消逝，现在，它皱纹的额头要慢慢舒展：首先，航运、旅游、快递这些“三通”直接受益行业是看得见的；两岸的电子产业、农业、金融业对流则是看不见的益处；ACFA的动议则是一个更庞大的两岸经济合力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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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东西，对于因为同质文化而减少的庞大经济交易成本来说，是目光短浅的政客无法意识到的，即使在2009年台湾与香港惨淡的经济中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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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一个小时航程的同质文化市场，对于东亚经济的大龙与小龙来说本来是一个交易成本很低的经济合作区域。一笔资金的投向选择、一个合同的签订选择，同质文化更有利于达成经济协议并以最低的成本去运营。这样的文化理论支撑了欧洲一体化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强大局部对流的经济区。对于大中华经济区，两岸“三通”一次性降低了两个同质文化经济体之间的基础成本。在2008年后，台湾经济一次性地获取如此惊喜的经济成本降低，无论对于客流还是物流都是看得见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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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打开了一幕，又合上了一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东海岸的产品生产带作为一个历史盛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日本经济将经历一个长期的转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替代日本拿到了较低成本的外包生产，而重新营造了一个光鲜的龙腾虎跃的时代。感谢全球化，中国大陆东岸的几十条小龙在90年代后期到现在已经把西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生产的任务都放到了一个漫长的出口生产海岸线上，这是全球经济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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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下逼出的两岸“三通”，使大陆、台湾、香港在地理、经济、文化上的一体互动与交融，恐怕不只是在东亚继续维持一个全球生产带。相比于另一个全球发动机印度，大中华区在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的暗象下依然龙腾，可能获取的动力也将出乎历史观察者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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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十七章 中美关系断代：STAKE-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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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性层面看，未来十年的中美经济关系，核心因素不是波音飞机，不是石油，只是货币；意识形态的新战场不会是左右之争的冷战思维，不是基督教与儒家文明未来可能到来的冲突，而只是环境主义在国家经济领域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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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黄金时机很多年才会来一次，中美关系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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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金融危机与“9·11”事件后获得了黄金发展的一段时机后，中美什么时候可以再像1972年一样坐下来好好谈一下呢？是2009年、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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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十年为战略观察期的话，中国甚至有一点像上个世纪前半叶美国与英国的交权。有太多的理由可以否定中国会超越美国，因为这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事件。如果中国在社会与政治领域能够找到适合于这个时代的重大理论突破并实践之，中国与美国讨论全球问题的基点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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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们还找不到这样的基点，只是说，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基点。中美一个最古老的国家与一个最年轻的国家间这种竞争关系，最近看起来似乎更接近美苏之争而不是当年美英的传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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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国务卿中，基辛格的地位是后来者难以追及的。最重要一个因素是，他的平衡外交哲学在20世纪70年代帮助尼克松挖掘出中国这支“股票”，同时，用平衡外交哲学说服欧佩克使用美元作为全球石油交易结算货币，美国的收益到今天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从20世纪80年到2010年的30年间，美国与中国的交往史可以用以下符号来象征：大熊猫、迪斯科、法轮功、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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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个代表符号是一种西方式的政治兴趣，一个远在太平洋西岸的国家（欧洲视野中的远东地区）在美国人视野中从浪漫的游客到警惕性的政治力量的转变过程。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这十年，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史上伟大的黄金十年，也是美国在自越南战争后战略上出现重大迷失且不走运的十年。这十年中，如果只有一个符号来指代中美关系，这个符号是“人民币”；如果用一个事件来指代中美经济关系，仍然是“人民币”。哲学中的量变到质变，辩证法中的矛盾转换临界点，如果放在这十年的中美经济交往中，是需要加着重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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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十年的中美经济关系博弈中，“9·11”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是两个关键点，它们都是美国被动接受的历史命运，对于中国来说却是两次巨大的战略追赶期。9·11的历史真相与影响到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完全看清楚，它是美国的世纪转折点还是阶段转折点都不能完全看清。在全球信息同步传播的超限战语境下，它显然不同于越战，美国没有发现一个国家层面上的明确的意识形态敌人却进行了十年的阿富汗战争和数年的伊拉克战争；同样，在全球信息传播的时代语境下，美国以第一次石油危机时代的思维方式，为了捍卫石油利益而与阿拉伯人打了三场战争并有可能再发起一场针对伊朗的、看起来没有任何道义意义的战争。“9·11”后的五年，欧美的话语权控制层发现，他们努力唱响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唱响全球化的最后五年，它恰恰为中国准备了5年的黄金增长期，中国从遮掩着叫“世界工厂”到放开胸怀面对全球化，和印度一起上演了“二战”后真正的世界新力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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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贸易战到知识产权战，从石油战到货币战，都是以中国在“9·11”后积聚的庞大经济力量为前提的。这种博弈不同于1980年代日美博弈原因是，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体并且持有美国完全不认同的意识形态体系而获得了经济成功，这一成功为提出“北京共识”创造了理论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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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立克对于中美关系“STAKE-HOLDER”（利益相关方）的概括，是美国智库理论界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后最重大的中美外交理论剖析。“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是两种经济哲学，它的背后表达了民主选举政治映射的自由市场与管制体制映射的非自由市场的博弈。这两种共识在其经济能量较为接近的时候，各自为现有的政治制度准备了合法的解释基础，这使美国和欧洲自1990年以来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0年后，正是这两种共识硬着头皮走到一起的时候。“STAKE-HOLDER”是经过美国战略智库的长期研究对于中美关系的理论认识，这是未来两国交往的政治基础。在这一基础上看待和平崛起的中国、推行环境主义的中国、人民币先周边化的中国、从中亚获取石油的中国有了格外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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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问题是2000年后这十年中国经济的全部逻辑关键点，也是中美经济交往史的关键点。放手华南成为全球工厂虽然不是美国的恩赐，但在2000年代初没有开打的货币战确实为中国获取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平崛起的声音正是在这个时候发出的。在捍卫货币主权时，人民币的渐进升值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日元的政治投降来说，最重要的收获正是“渐进与自主”；2005年到2010年，人民币共计升值约在30%左右，并没有按美国议会力量要求的一年升值40%的时间表走，为经济转型获得了难得的时间。这一货币博弈进程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变得格外干涩，但中国的经济运作力在人民币周边化、IMF话语权分配、提倡建立全球超主权货币的理论探索上仍然有重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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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知识产权战、石油战、商品战是两个大国经济博弈的表象，核心仍然是货币战。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金”的过程中，是以全球的政治控制力为前提的，2010年美国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要把全部的金融危机损失让地球上所有的国家来背。这是美元政治，它究竟有没有《货币战争》揭示的那样的内幕我们且不去探究，但货币战争是实实在在的。美元贬值不光是为奥巴马的就业方案作支持，在金融危机的第一轮压力顶住后，奥巴马一边与华尔街斗争，一边与全球核心经济体博弈，为美国商品与就业找到出路，努力使美国的金融力量恢复元气。中国一边在稳定人民币的升值，一边加快经济的战略转型。2006年中国资本市场的牛市与随后的楼市泡沫，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博弈都系在人民币这一关节点上。只要泡沫不破灭，泡沫就是未来的资本，只是欧美的零利率武器将逼迫人民币继续升值并吹大楼市的泡沫。货币问题只是开局，甚至还没有棋至中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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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这两个杠杆外，还有最后的一个杠杆，那就是环境主义。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就注意到，当卫星升上天空后，地球就成为人类的一个艺术品，环境生态保护作为一种浪潮合法地会兴起。当下，环境主义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在崛起，它不会为“金砖四国”再创造一个像18～19世纪的欧美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基本历史语境。在欧美的话语权体系下，环境主义将不断神圣化，并注定将成为新型经济体发展的经济成本。这是未来的经济战之外，对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起到牵制作用的最大的一个杠杆。“9·11”事件后，中国对于全球化时机的短短5年利用就获得了令人羡慕的黄金5年，中国迅速成为全球工厂。但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节奏中，这一战略只能升级不能再行扩张，未来越来越多的生产基地会转入越南、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甚至西非的部分沿海国家。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与美国在博弈中首要想到的经济制衡点，开始因为环境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意识形态而改变，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政治斗争完全是赤裸裸的，中印等新兴经济体在碳币问题上看到了卡脖子的那只大手非常强大。经济转型的最终目的，不是在中国放弃现有的工业体系而选择服务业、信息业、生物业等新兴产业，也不是放弃作为一个优秀的全球岸外生产基地，最重要的恰恰是在这个基础上控制每一个传统行业的制高点。美国的环境主义与贸易战压力再大，最大的国家收益也是来自传统产业的升级与稳定，而不是新兴产业的溢价。这是中国与法国这些传统大陆性国家在每一次全球生产力变革中所得以维稳的重要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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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的改良胜过新兴产业的革命；新兴产业的工具性价值对于中国已经建立的经济体系与结构来说要胜过以新兴产业作为经济本体。对于中美两个经济大国的世纪博弈来说，这是中国的经济战略基点。无论是债券问题还是货币问题，无论是贸易战还是知识产权战，表象后面的东西是两套意识形态、两个大国、两个民族、新与旧、改良与革命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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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性层面看，未来十年的中美经济关系，核心因素不是波音飞机，不是石油，只是货币；意识形态的新战场不会是左右之争的冷战思维，不是基督教与儒家文明未来可能到来的冲突，而只是环境主义在国家经济领域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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