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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拿这么多美国债券，不只是一个做买卖的问题，在特别语境下，像一个武器？这些年，对于这个债券武器论，没有看到中国的经济学界有质量的学术论文出来。债券会不会成为一个政治博弈的工具？面对像舒默们手拿关税大棒威胁中国的人群，网络上的草根声音是，何不向普京学习呢？普京手拿石油大棒，给乌克兰一棒就打得够呛，那一棒是打给美国看的，也是打给北约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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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牌在俄国人手中已经玩得很好看了，中国怎么玩好美国债券牌呢？即使到2012年，这个问题一直也没有像样的一次讨论，但在中美副总理级会谈的纪要中提到了：中国希望美国切实保护中国在美国资产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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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国家货币交往框架后来只能用信号可以揣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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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权货币。当时，这一提法是以一篇普通文章发表的，并没有放在《人民日报》这样带有符号色彩的媒体上，而是挂在央行的官网上。此文章成为后来的G20会议热议的话题。即使日本不出现失去的十年，假设日本的经济状态如2010年时的中国经济，日美的经济交往框架下也不会出现超主权货币的提议的。中国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相对独立并以一个政治大国的姿态出现，使得试探性的超主权货币思想，对于金融危机后美元铸币税地位构成了政治与经济双重挑战，其思想的战略影响力远远超过实际操作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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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中国在IMF的话语权比例提高。IMF是一个二战后欧美经济力量主导的货币俱乐部。在处理墨西哥、拉美、泰国等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金融问题时，IMF的救世主角色其实都是按照欧美的经济哲学来改造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体系并进而获得了政治框架界定的筹码。IMF的话语权中，中国只有一个极小的比例，甚至没有比利时高，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七八千亿美元债券的威慑力、中国持有的日本与韩国债券、中国购买的希腊与西班牙债券，使中国在IMF与欧美形形色色的核心经济俱乐部的对话中才获得了一部分话语权，这算是一个隐形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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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对市场打击力最大的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后，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如期而至，中国在一边通过刺激内需和经济转型对冲GDP对于出口的依赖，一边将增量外汇用于购买欧洲国家的债券。2011年1月，英国《金融时报》选择了这样的新闻作为头条：《中国将会继续购买西班牙债券》。早先，人们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在欧洲的第二轮会出现在南欧；但中国的小额对冲战略说明，债券作为武器的思想至少换取了与美国的某种默契与约定，虽然这只是一种猜测。2012年，中国就公布了对于一家葡萄牙电力商的收购行为，算是一个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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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STAKE-HOLDER”，中国与美国在战略框架上约定货币政策，恐怕是全球金融危机后最重要的政治议程之一。持有STAKE的负责任的大国不可能一天卖完一个经济强国的全部债券，债券武器也不可能最终以某种互联网民意式的情绪登场。从收益上看，那笔钱不能吃亏，从政治上看，那笔钱一定要作为反“人民币升值论”者政治推动力的武器。其结果是：从2005～2010年底，美国始终没有在府院一致通过汇率操纵国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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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后，金价一度达到过800美元。到了2010年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时，黄金甚至逼近了2000美元。黄金用五年时间涨了一倍多，中国和美国的债券交往在5年的时间内获得了博弈的空间，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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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知识产权的威尔逊主义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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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美贸易战达到了高潮。出口完全把传统的地缘政治决策体系拉到了一个海权思想决策体系中。那时，纺织品的旷日持久的谈判刚刚结束，知识产权的谈判接着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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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就在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北京还未离开时，美国CDMA专利商高通就高调放话：2006年要与中国谈判TD-SCDMA的专利。高通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时机，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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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的那次中国之行，又短又虚，所谓短，只有40小时且要倒时差；所谓虚者，谈知识产权、谈人权。在美国人的威尔逊主义情结中，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永不妥协的东西。因此，美国高通这个控制着全球3G知识产权专利的公司在这个当口跳出来，吃一口政治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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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还没有发放3G执照。那时，全球有三大3G标准：一个是欧洲的WCDMA技术，一个是美国的CDMA2000技术，一个是中国人的TDSDCMA技术。在过去我们的意识中，中国人的标准总是没有底气的，欧美的技术话语权实在是太强大了。但是，2000年以后，中国移动通信业的高速发展完全改变了中国市场在全球电信业中的地位，一种3G手机只要在中国获胜，就能在全球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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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TD技术的商业秘密。中国的3G标准已为全球电联所接纳并划出了专门的频率，只等中国发放牌照。那个当口，高通跳出来了。高通的芯片、波音的飞机、微软的操作系统，这是当时中美贸易战的3个基本符号；其中，筹码最重的符号不是飞机与软件，而是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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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后，中国为了加入WTO，让中国联通上马了CDMA技术，高通在专利费上让中国联通经历了一段地狱般的岁月。后来，高通决定在TD-SCDMA上再动一把。TD有高通的专利不是假话，只要沾CDMA这4个字，谁都跑不出高通的手掌。问题是，一旦美国把对华知识产权战设置成为它的政治议程，就像人民币汇率成为它的政治日程一样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动作都会变形，都会带上“被偏见”和“被威胁”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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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知识产权威尔逊主义抬头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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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什的“空军一号”在雾色蒙蒙的北京降落时，北京三环路上的汽车就泥牛入海了。中国摆出的欢迎阵势，就像两个生意人在谈一场艰苦的生意时，入场时的互想礼让。但布什的礼物确实是一块没有肉的骨头，对于缺钙的中国又是不得不补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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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的“非典”后开始，到2005年底的中国1700亿美元逆差告终，2年的时间就改变了中国的贸易结构。当时不能评估这一逆差对于双方的效果，而且在WTO规则下，中国被贴上的“重商主义”标签并不是负面的。但2006年，美国强势打出的知识产权牌，对于GDP的70%依靠国际贸易的国家来说，虽然很虚，但足以成为西方游戏规则者们共识的东西。在人民币升值渐进的背景下，以知识产权压制中国一来可以打压产品出口，二来可以协调美国和欧洲的步调。欧美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知识产权牌可谓一举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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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美国共和党的执政路径，布什在第一任的政治重心是顾及地缘政治与国家利益，比较务实与低调；第二任往往会从心中泛起威尔逊主义的影子，以理想主义为先导，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比如对于知识产权的唯一指向性护航。虽然知识产权在多数情况下是难以用是非评论的，何况中国的认识传统是要见白纸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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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看看2005年4月号的《大西洋月刊》关于中国的专号就知道，意识形态歧见而导致的恐慌在美国的知识阶层与保守派中多么深刻。因此，就不难理解布什来华的知识产权议程甚至早已被国会里的保守派议员们安排好了，因为，同样的历史在美日贸易中也上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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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一走，中央经济工作会就高调提出了自主创新。以自主创新对付当时美国的知识产权压制，写入了2006年中国的8项重大经济工作计划中，排在宏观经济稳舵与新农村建设之后，表明了其政治分量。此前，小布什的中国之行，在经济问题上留下一个悬念，这就是美国在2006年之后的岁月中，将把中美贸易官司的战场往知识产权战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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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官方的表述是三句话：第一句是中国已经到了依靠自主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历史性阶段。第二句话是中国要努力掌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第三句是，在重要领域实现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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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WTO后，在重要领域的高速发展引起了传统竞争者的警惕。那5年中对于全球化的张扬式宣传，让美国人发现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尤其是在欧洲的G7会议屡次受到示威后，美国发现，在对于全球化的问题上，不能过于理想主义，要防止成全中国成为美国在全球的最大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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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等一批保守的智库中，学术风向已经变成政治标签，认为需要调整“9·11”事件之后对于中国的技术战略。对于中国的技术性打压成为政治报复的另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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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保守的独立自主技术思想在中国获得了业界合法性的承认。两次航天送人的成功使高层认识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包括学术界中，不同程度的新左思想主义者过去几年登台，且已占据了话语优势。当时的“何龙之争”就是一个案例，龙永图的参与全球化分工理论就受到了何光远的自有汽车品牌观的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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