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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什的“空军一号”在雾色蒙蒙的北京降落时，北京三环路上的汽车就泥牛入海了。中国摆出的欢迎阵势，就像两个生意人在谈一场艰苦的生意时，入场时的互想礼让。但布什的礼物确实是一块没有肉的骨头，对于缺钙的中国又是不得不补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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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的“非典”后开始，到2005年底的中国1700亿美元逆差告终，2年的时间就改变了中国的贸易结构。当时不能评估这一逆差对于双方的效果，而且在WTO规则下，中国被贴上的“重商主义”标签并不是负面的。但2006年，美国强势打出的知识产权牌，对于GDP的70%依靠国际贸易的国家来说，虽然很虚，但足以成为西方游戏规则者们共识的东西。在人民币升值渐进的背景下，以知识产权压制中国一来可以打压产品出口，二来可以协调美国和欧洲的步调。欧美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知识产权牌可谓一举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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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美国共和党的执政路径，布什在第一任的政治重心是顾及地缘政治与国家利益，比较务实与低调；第二任往往会从心中泛起威尔逊主义的影子，以理想主义为先导，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比如对于知识产权的唯一指向性护航。虽然知识产权在多数情况下是难以用是非评论的，何况中国的认识传统是要见白纸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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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看看2005年4月号的《大西洋月刊》关于中国的专号就知道，意识形态歧见而导致的恐慌在美国的知识阶层与保守派中多么深刻。因此，就不难理解布什来华的知识产权议程甚至早已被国会里的保守派议员们安排好了，因为，同样的历史在美日贸易中也上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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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一走，中央经济工作会就高调提出了自主创新。以自主创新对付当时美国的知识产权压制，写入了2006年中国的8项重大经济工作计划中，排在宏观经济稳舵与新农村建设之后，表明了其政治分量。此前，小布什的中国之行，在经济问题上留下一个悬念，这就是美国在2006年之后的岁月中，将把中美贸易官司的战场往知识产权战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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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官方的表述是三句话：第一句是中国已经到了依靠自主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历史性阶段。第二句话是中国要努力掌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第三句是，在重要领域实现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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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WTO后，在重要领域的高速发展引起了传统竞争者的警惕。那5年中对于全球化的张扬式宣传，让美国人发现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尤其是在欧洲的G7会议屡次受到示威后，美国发现，在对于全球化的问题上，不能过于理想主义，要防止成全中国成为美国在全球的最大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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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等一批保守的智库中，学术风向已经变成政治标签，认为需要调整“9·11”事件之后对于中国的技术战略。对于中国的技术性打压成为政治报复的另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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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保守的独立自主技术思想在中国获得了业界合法性的承认。两次航天送人的成功使高层认识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包括学术界中，不同程度的新左思想主义者过去几年登台，且已占据了话语优势。当时的“何龙之争”就是一个案例，龙永图的参与全球化分工理论就受到了何光远的自有汽车品牌观的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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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说法就是：以技术换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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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后，以技术换市场风向已成，且势头很猛，铁道部和德国人换了300公里高铁技术。几次高铁测试，中国的最高速度达到了每小时近500公里。北京到上海、广州到武汉等高速铁路的开通使全世界惊呼中国进入了高铁时代，且高铁的里程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总量。一些更保守的力量认为，中国在技术上要更自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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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威尔逊主义、实物贸易战、石油价格的高涨，都迫使中国要进行经济的战略转型。这一点，欧洲与日本都有过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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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欧洲与日本最艰苦的决定是：经济转型。英国伦敦有一部长演不衰的戏叫《比利·艾略特》。故事讲一位苏格兰的下岗工人如何艰苦地培养了一名天才的舞蹈家。比利·艾略特的父亲下岗的时候，正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后英国经济大转型的时代。很多重工业关掉，英国经济开始向服务业艰苦转型。日本则在那之后，发展了能源节约型工业体系，并进行了长期的转型战略布局。亚洲四小龙，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被动转型，结果留下了很多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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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前几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各种场合一直在呼吁，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但是，当时，在各省血拼GDP的战火中，“减少重工业布局”是没有几个人愿意听进去的主张。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家停止了新批汽车项目的计划，2003年前后，这一政策被各省相继打破，一大批汽车工业重新布局在了每一个有点工业基础的省市。随后，迎风而起的就是重新重工业化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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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人民币首次升值并开始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后，经济转型才写入了国家规划，但仍然停留在启蒙意义上。真正的痛苦决定则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背水一战的经济战略转型：扩大内需、产业升级。这个时候距离币值重估时已经过去了5年，并且赶上了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市场萎缩的不利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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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石油的晚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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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会前，2008年7月，石油价格再次教训了中国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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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愤怒的中国A股以暴跌6%收盘，起因看起来只有一条已经令人麻木的消息：全球期货油价已经狂飙到142元/桶。这已经不是一桶能源制品的价格，而是像缅甸赌玉人对集市上一块丑陋的石头随意报出的天价。犹如惊弓之鸟的A股大型蓝筹股票，两天内冰火两重天，前一天涨停的股票，当天又打成了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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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里，华尔街交易员显示屏上石油期货的那条走势线，起起落落，已经让中国A股蒸发了数万亿的社会财富。石油正像一个1∶5倍的杠杆，随意将中国A股撬起，又重重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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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系统而灵敏的智库系统，石油问题对于中国的消费者、决策者、媒体、投资者来得太快而无法感知。从它的到来到卡住脖子只有短短几年；人们总是会在它的后面想到一个国家：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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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在2004年开始筹备4大石油战略储备基地到河北南堡油田发现让温家宝激动得睡不着觉，这些事情的后面仿佛总有美国的影子。美国的对外军事交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始终围绕着石油，这一战略考虑已延至以中国的需求为杠杆而建立全球石油期货卡脖子战略。石油，确实成为中美经济交往中的另一种经济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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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名开车的中国人或者坐在电脑前盯着股票的中国投资者来说，石油期货不过是华尔街的游戏。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游戏，也许将像恶梦一样在未来十几年里追随中国的经济起落。美国通过军事与政治强势，在与欧佩克的多年博弈中，早已建立了自己健全的石油补给与战略储备体系、石油结算体系，并借此控制了以沙特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同时，它通过强大的资本市场工具，掌握了石油定价权。这一套完整的石油保障体系，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突然间增大石油需求时无法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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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从好望角到巴拿马的石油运输线路是美国多年苦心建立与保护的体系；与欧佩克的国家政治交往、与非欧佩克国家的政治与军事联系是都事关美国的石油战略；美国在与哥伦比亚的历史斗争中发现有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矛盾，便直接策划了巴拿马的独立而控制了巴拿马运河；同样在发现巴拿马总统诺列加有二心时便推翻了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基辛格则用平衡政治说服欧佩克用美元作为石油结算货币而控制了全球石油交易体系，因此，纽约、伦敦甚至新加坡的石油交易权是华尔街在控制；这些游戏规则的话语权在作出哪怕1/3的让渡，都是中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可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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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平崛起后，中美间的经济交往中，中国沿海的加工业、中国的重工业和新兴的汽车社会建立都无时不在受到石油的杠杆武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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