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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时间表上，“三网合一”、3G牌照列入“十一五”规划，这些都基本实现，只有《电信法》没有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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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在四大国有电信商格局暂时企稳后，呼吁《电信法》出台的声音非常强。电信运营商在利益稳固后，就想快速用《电信法》稳定自己的地盘。但当时，“三网合一”这一战略性的技术根本没有写入《电信法》，如果突然让这个法律仓促出台，中国的信息产业可能会贻误一个百年战略时机，一错而百错，朱镕基政府以来启动的电信业改革将会走向一条失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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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到2010年，《电信法》准备了30年，这一部对急速变革的技术作出稳定的制度安排的法律，如果不能对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问题给以关怀，只满足于国有企业或只满足于电信企业，都会损害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是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一种倒退式阻挠，令中国电信业失去历史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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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8年算起到2005年，电信业8年改革的成果只是解决了信息产业部主管的电信行业利益分割。2005年时根本不具备出台《电信法》的条件，对于监管层来说，电信与广电的“三网合一”是电信8年改革所做的全部工作的真正目的。电信公司、广播电视公司、互联网信息服务公司的平等法律竞争就在于“三网竞争”。如果在技术上每一张网络可以提供其他网络的技术服务的话，电信、广电、互联网公司的三张网可以平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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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电信法》都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修改的，在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出世后，各个国家都从战略上认识到信息产业可能会改变各个国家的百年战略竞争格局。在那段电信私有化浪潮中，从美国到欧洲，从亚洲到非洲，每个国家都制定了电信市场开放的时间表和技术演进路线图。在中国，拆分中国电信以打破垄断的舆论浪潮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全球语境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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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的电信产业以退为进的战略，使四大国有电信商成功阻挡了民营公司和外资进入的空间。到2006年时，原来说的“狼”来了，只有英国沃达丰在中国移动香港上市公司上有一点战略投资，其他方面，在基础电信领域，没有一个外资进入者。同时，国内的小型民营电信企业已无生存空间。从制度安排上讲，如果要给民营资本留下一个进口，只有在“三网合一”的时候，才会在技术上给出一个小小的缺口，让新进者凭借技术的先知先觉而成长起来。没有民营资本的进入，四大电信商的垄断将变成一种勾结式的模拟竞争，最终因操纵价格而伤及民众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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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合一”是一种技术杂交，它的技术出口使玩家天然地从四个扩大到N个，门户网站、电信商、广电商、即时通信商等各种不同技术背景的玩家进入同一个城市，一个城四座门，殊途同归，最终介入均质的对等竞争，从而在中国杂交出更多的综合性IT运营商，这也是一种可以想象的前景。对于中国的公司来说，很多行业我们是后来者，但IT业是一个全球同步起跑的产业，这里才是淘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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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北大周其仁教授写过的一篇著名的文章叫《数网竞争》。那时，他认为几张网（包括广电网）竞争的局面出现，才能竞争出一个广阔的天地。如果三网合一写入《电信法》，中国的信息产业改革总算有一个最终的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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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010年，两个历史事件发生了：中国电信商第二次重组、中国宣布三网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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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电信业第二轮重组方案的宣布是一个早能够预料到的旧消息。自1998年拆分中国电信的讨论以来，10年间，这个手术一直没有停止过。2008年的重组方案是在“国进民退”语境下对于2002年重组方案的一个修补，或者说重新强势的国家经济主义对于电信重组给出了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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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电信重组为中国电信商变相发出了3张3G手机牌照。第二轮电信重组为中国发放3G执照准备条件。其实，最大的看点是中国已经发出了3张3G手机执照，中国移动当时已经得了中国民族标准的TD-SCDMA标准，包括北京在内的8大奥运城市当时推行的名为“试商用网”是一个最好的证据，原因很简单，中国不会在奥运会上做一张试用网，它本来就是一张正式的网。中国电信拿到的CDMA2000将满足这家老牌电信运营商拥有手机业务的愿望。联通这些年辛苦做起来的CDMA1X网，只要略加升级本来就是一张3G网。实力最弱的新联通拿到的WCDMA手机执照是全世界发放量最成熟的技术，那就是欧洲的WCDMA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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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电信业重组意味着中国网通彻底死亡。田溯宁旗下的小网通精英们曾经是中国最好的电信新兴力量，可惜，他们与这次历史机遇失之交臂。在中国电信旧力量复辟后，小网通和他的全部历史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中国网通和中国铁通的出现，曾经被看做是打破中国电信垄断的秘籍，后来发现，铁通的管理与认识水平根本达不到与电信对阵的能力；小网通的人马比中国电信的要强，但他们错过了战略时机且带有买办阴谋，2006年后基本没有小网通的进取环境了。基本上是以十年为周期，这家由田溯宁最早主政的白袍电信小将已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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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2年前后，小网通（原中国网通）一度吃了中国电信北方十个省的固话业务，原来的宽带中国网通变成了大网通（新的中国网通）。谁曾料到，张春江主政的中国网通迅速抛开了原来的小网通清新风格，一家穿新鞋走老路的公司出世了。同样惨淡的是，这个中国网通没有走多久，就已经正式退出了历史。至此，中国电信业十年的实验改革中，先后死去的公司是：中国吉通、中国铁通、小网通、大网通、老中国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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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通作为改革的先驱是一个有趣的技术轮回和权力轮回，历史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1996年，美国的新《电信法》后，三网合一在美国首先合法化。观察家不会忘记，为什么在1998年中国突然发起了拆分中国电信的舆论运动。中国电信垄断就和芙蓉姐姐的故事一样，成为一种时尚话题。放眼全球，中国电信业改革中私有化思想的潜入与欧美是同步的。1996年美国修改《电信法》，一年后，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俄国……都开始了电信业的私有化运动。由此来看，中国1998年的电信业大讨论，确实有很深的国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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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博弈中，保守主义战胜了自由派。吴基传主政的信息产业部，在第二轮的电信重组前被动地捍卫了中国电信商的利益，却先知先觉地预验了后来私有化电信思想潜入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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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电信改革大讨论是学术界发起的：周其仁、阚凯力……；2002年拆分中国电信是国家发改委主刀的；2008年的第二轮电信重组幕后最大的老板则是国资委。一种偏保守的思路有力地圈定了第二轮电信重组的基调：三家公司互相竞争，国有企业完全主导。这样的语境与大行其道的国家经济主义思潮不谋而合。国资委在包括中国电信业重组为三大家的思路中表现出相当的决断。2007年，国资委主管李融荣曾有过一次重要表态，在重要行业中，国有企业必须占有前三强。当年，中国加入WTO时，曾经担心的外资电信力量“狼来了”几乎成为了一个笑话。在基础电信业务上，到2010年，只有韩国的SK（持股中国联通）、英国沃达丰（持中国移动）、西班牙电信（持股中国网通）有过一点小小的投石问路的行为并且几乎没有话语权。在电信增值领域，中国移动走的是上下通吃的垄断化商业模式，一个新兴的行业加上一个庞大的权力寻租空间令中移动四川公司前总经理李华贪污20亿而创下中国法治史上的第一。到2012年，中国移动完全沦陷，其大批高管因为经济问题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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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中国和日本双双向英国学习“邮政”技术。在1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以蒸汽技术为支撑的邮政事业就像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技术产业一样。日本后来的把邮政变成了国家信息战略，从农政走向邮政，背后庞大的支撑是建铁路、开邮局、办报纸这样一套成体系的支撑网络，这一系统今天仍然使日本受益。中国的洋务运动也是按照日本一样的设计在走，但没有在一开始从头脑上确定近代化的思想，邮政并没有成为一个“政”，国家的最大宗物资没有在邮政网与电报网上运送。邮政成功的国家都是近代工业化成功的国家。在20世纪末，历史惊人地相似，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或者叫国家电子信息化运动是以美国为起点的，它将国家搬到了互联网上，这一运动一定伴随着电信商所有制关系的打破、信息创意公司的兴起、人际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管理规则的变化，这些是传统的国有电信运营商们作为技术支撑系统无法想象的，但这样的历史机遇期一定需要多元的产权模式、开放的技术系统、开明而前瞻的法律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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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画像二：资木家的操盘手对弈我们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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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一位报纸编辑魏珉曾经是一名武术史研究者。中国武术是国民自信心的出口品，尤其是香港电影和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臆想，让人们觉得那些武术高手至今还深藏在民间什么地方。魏珉访问了很多民间高手和拳派的后代，那些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祖传秘籍，但魏编辑并没有找到他想象中的真正的武林高人。这些所谓的武侠在外面传得神乎其神，但真本事早没了。他们不实战，远离江湖，更多活在精神臆想的胜利法中。他们的思想处境很像当年幻想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斗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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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的思想状态，让人联想到了国储局的铜期货操盘手刘其兵。往前上溯，也可以把中航油的陈久霖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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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在期货业充满了传奇，陈久霖在新加坡手抱易经打卦做盘，曾经名扬一时；刘其兵布衣一人，干一票能一剑封喉。从才能上说，他们一度都是厉害人，但为什么双双落败了呢？曾经在满世界都传奇的期货大侠，失手时功夫又不过如此，仿佛那些民间武侠的后代一样徒有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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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后参与全球商品期货交易竞争的那一批人和他们代表的公司，在中国是一个特别案例。期货套保的交易机构是一个很小很神秘的领域，它的商业主体往往存在着政企不分的现象，他们一方面参与全球游戏，一方面又在一个神秘的机构里做着事情，等到出了事后，人们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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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与商品泡沫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无论是国家出面还是私人公司出面，在这样一场对冲的战争中，都是顶级的王者之争。刘其兵和陈久霖就是这样两个人，他们的政治地位之微小和被国际期货战场放大的事件中影响力之大，足以令决策者对于这样一个高端的国际交易群体和他们代表的机构作出反思。中国的海外期货交易资格公司是一批大国企，他们的工作是替国家在市场上从事高风险的期货交易，这种交易只需要个人去执行，也就是一件必然性的事情要让一个偶然性的个体来执行，其风险的控制是非常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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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银行有着一套先进的交易管理制度，但它的交易员里森仍然在新加坡犯了大乱子，它的交易失败导致这家银行损失了14亿美元后不得不关门。“里森”式的人物在期货和外汇交易中最容易出现，再快的汽车也要从那一点小小的喷油嘴中去获得能量，再大单的交易也要借助一个人来完成，他们会制造传奇，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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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的操盘手和政府的同志相比，对于前一种选择来说，当资本家的操盘手，其风险的驾驭力与其身价正比，他可以把这种物质动力化为自己的武术，天天习武，处处江湖，成为侠。如果当体制内的操盘手，起初为一种主义或国家的名义去做，但在一个统一评估武艺的职场中就会生出心理失衡来。他们合法性的收入不高，有的只是一个处级干部，用一种精神动力去促生另一种精神动力，往往促成的是偶然而不是必然。时间一长，必然会权力寻租，如果没有机会，就会失掉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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