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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998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间的十年，中国的高速发展是一段难得的黄金期；再上溯20年，这个国家的高速增长已经30年了。虽然没有最好的经济增长制度安排，但十几亿人用30年创造的效率是谁也拿不走的。这样的埋头进步，其手法与1960～19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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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一点，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谦虚谨慎，是包括中国石油在内的全部中国经济符号的第一功课。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球20大企业中，日本企业也占据了7席。那时，日本劝业银行的市值也是全球第一。但是到了1985年，美国迫使日元在一年内升值一倍，随后楼市与股市泡沫双双破灭，日本经济沉眠于寒冬中，十年不曾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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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A股疯狂期的前后，中国经济的狂飙路径与中美经济的博弈手法竟然如此类似于80年代末的日本。因此，掌管中国经济火候的方法论将是未来经济转型的最大战略，也是我们面临的最艰苦考验：人民币升值过快，会加速资产泡沫破灭；人民币升值过慢，会面临国际政治力量施压；股市问题处理得好，这一经济体之能量无人问鼎；股市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前功尽弃；民营企业与央企同步并进，国家经济繁荣；如果只是垄断企业与权贵企业，则国家经济最终会面临制度安排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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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而渐进，谦虚而谨慎是避免日本前车之鉴的方法论。经济学家张五常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他非常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手法，惟忧心人民币过快升值而失去千古发展良机，重蹈日本覆辙。以渐进的方法论，既可让国民心怀中国石油富可敌国之自信，又可顶住国际政治压力而保护货币主权，不要让中国石油的神话破裂为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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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十九章 社会改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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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医疗是最后两个没有攻克的改革堡垒。在未来十年中，它们的改革将从名目上转入到社会领域的改革实践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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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000年后的改革中，有两个领域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教育和医疗。还有一个政企不分的部门的定位没有解决，那就是铁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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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两类问题：医疗和教育是带有公共色彩的“社会问题”（这是多数人在用词上的错觉）；铁道部则涉及半管制领域的政企分开问题。这是中国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整个2000年代的社会舆论，几乎一致把炮火对准了这两个领域。这个问题的解决正是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博取政治认同感的重要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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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系统地解决了经济领域的问题后，对于医疗和教育问题的孤立式面对反而加剧了这两个领域向公共领域游走的速度并使问题越来越复杂。医疗关乎国民身体，教育关乎国民思想，他们分别戴着一顶“公共”的帽子，这使得经济学家在研究此类问题时停下脚步，犹豫自己的制度安排方案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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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常年生活在上海的香港人说，对于自己周围的内地同事托关系去求一名医生的事情大惑不解。医院是收钱的地方，医生也需要一定的职业道德，为什么所有的人在面对医疗时，显得如此信心不足？同样，北京一名在跨国公司工作的高管，为自己孩子在北京的破旧胡同里能挤入一个重点小学而大伤脑筋，因为即使想花钱，也不知道从潜规则的什么入口才能进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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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用改革方法用30年解决了吃饭、赚钱、娱乐的问题后，一直没能解决医疗与教育的改革问题，原因在于这两个行业错误地包着沉重的公共外衣，以“白衣天使”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两个称呼，把医生与教师放到了神圣的“供品”位置。这种职业的“公共化错置”，最终对于医生与老师这两个职业展开了无穷无尽的道德拷问，却又无法回避效率这一任何行业都需要的技术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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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公共道德寄托于社会职业，是决策者与舆论票决者把医疗与教育问题越搞越复杂的症结所在。医生拿着微薄的薪水，却又收着高额的红包；老师享受着尊敬，却把职业时间出售给私人和商业培训机构。公立医院“以药养医”推高了药价，公立学校在提升官僚系统的话语权后挤压着学术资源配置的效率。2010年，安徽省的基本药品招标使大量的药物价格一夜间腰斩，北京的名优学校的一名班主任则可以在教师节到来前悄悄收到几十张购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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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这家即将进入改革状态的中央部委，在主持了460公里的京沪高铁速度试验后，达到了一个传统的工业部门发展的最高潮后，温州高铁事故扯出的全国性声讨令它注定要进入改革状态。过去十年间，学界给它订出的改革方向是“路网分离、政企分开”，这个改革进展缓慢。2000年代中期，曾经的国家交通委员会机构改革设想最终没有成行。交通部、铁道部、民航局这些计划与工业语境下的部门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以匹配产业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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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械设备的速度解决运营效率问题，这是很多不发达国家对于工业革命与技术改革的先入为主的浪漫想象。460公里的高铁需要的是像它的速度一样快的现代、高效的管理模式。铁路的每次提速在有限的技术层面上解决了运力问题，但无法制止车票黑市这一几十年的顽疾。尽管火车的速度从100公里增加到了400多公里，但铁道部的舆情洪峰总是在中国旧历新年前后一个叫做“春运”的时间段到来且没有丝毫弱化的现象。一票难求，不是一个运力问题，而是完全的制度安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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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无论是文化领域改革还是铁道部的改革，最重要的手法是：要在市场与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平等式改革（虽然这样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而不是建立基于网络社会与民间评判的消极式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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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铁道部学习面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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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的改革，是对于工业化革命的浪漫幻想最后的制度性安排。它解决的不只是一张火车票的问题，而是带有半军事色彩的一个管制性社会如何打开自己的大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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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要发问的小小的问题是：每年春运时，火车票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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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旧历年的最后几天，全中国到处都是找火车票的人。这是每年的铁路关注度飙升月，它的存在就像是为了让人们记住车票是铁路的自我崇拜仪式，这种仪式每年一次，所有的人都要为它而低头。在铁道部还没有完成全面的改革前，那些奔走在路上的民工与白领们仍然需要同行，仍然要在硬板车厢中体验天涯共此时的“哐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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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没有注意到，因为公共领域的电子介质更新，对于铁道部的舆论批判渐渐全民化，起初是互联网论坛，随后是意见领袖的博客，再往后就是新近的微博。它们在体制外建立了一个话语空间来规划和议论这一改革顽石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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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贩子已经抓了20年了，他们已经变成了职业人群，电子商务面对火车票在最后的这几天只能悄悄收起电脑。在没有彻底给出铁路票价改革的制度安排前，关于一张火车票的所有参与者都过得很苦，都觉得很冤。悲观者面对这一问题时总会摇头：火车票的问题不可能解决，因为中国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回家过年时。那为什么中国敢把吃饭这样天大的问题都用市场方式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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