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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1月，中国的传统旧历新年快要来临。那时，也是北京春运的最高峰，火车站铺天盖地是回家的人。但是，一票难求。票贩子成了人们回家的路上，最绝望的关怀者。那年的《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急切地寻找：《告诉我，票贩子哪里》。这简直是一道黑色幽默。那些千辛万苦买到一张票的人对于票贩子充满了亲切感。年年都在公审的票贩子已经把火车站吃成了一种商业模式，它与铁路票务的或深或浅的勾结，是对于现行制度安排的一种反证。铁路和发改委严控的票价是一个白市，那么，票贩子的黑市就会出来。这是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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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铁道部宣布了春运加价20%，其实那是一种反经济规律之举。此期间回家的人，不管涨了20%还是30%，他们都要回家，去享受中国人的旧历年。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市场中，涨价只是增加了更多的超额垄断收益且不会提高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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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涉及老百姓吃饭问题上的价格改革完全成功，吃饭这一天大的事情变成了一个技术问题，这确实给了国家一个大大的政治红包：粮油关系证因超市里自由买卖的粮食与食品而成为历史。从此前的改革史角度看，铁路的票价与运营改革没有任何特殊性，它只是一项技术性制度解决方案，只有选择放开票价管制，让价格随日期自由浮动，才能有效调节人们回家的时间和回家选择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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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的改革史为票价管制突破“公共利益”借口给出了最好的证据：不能让“群众”增加交通负担，这些陈旧的话语后是一种用计划式思维思考世界的方式。实际的情况是：火车票供应量小于需求量，而且在最紧张的春节前后仍然是同一个价格，结果，“群众”不能从白市购买，只能去黑市票贩子那里买，票贩子的加价变相给出了火车票的真实浮动价格应有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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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有一个经典举例：一位面包师给人们做好面包并不是他心存仁爱之心，恰恰相反，是它的私利之心。因为只有做更好的面包，提供更好的服务，他才能为自己赚到更多的财富。铁跌的运营改革并不需要“群众”老欠着“铁路”的情，铁道部向面包师学习，请放开票价管制，更自私一点，就像亚当·斯密说的面包师一样，去好好谋自己的商业私利，这才是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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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铁路是缺失的近代化的一种当代式补偿。在信息高速公路织就的社会中，机械系统已经转入古典状态。每一次自然灾害为铁道部的合法性都会增加一次背书，抢春运、抢运救灾物资一次次地都在强化铁路的半军事化组织的那一面，而隐藏了它主体上是一个商业组织的基本原理。如果再延迟对于铁路运营的改革，春运如果碰到坏天气，将会出现大事故。专家们对于铁道部提出了各种改革方案，在放开票价控制的基础上，竖拆铁路，路网分离，实行公司化经营，允许民营资本和外资大幅进入铁路的客货运营，以供给的增加来消除社会情绪，以效率的改进来完备它自己的商业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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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的变革来看，铁路的半军事化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它只是一种交通工具，没有再成为一个带有管制色彩的领域的必要。在很多国家的改革史上，铁道管理政府部门最终都是公司化的运营方向。在解决了公共与私人需要、政府与企业功能的拆分后，石油部、化工部、冶金部、机械部、邮政局这样的政府部门早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的历史名词，铁道部也应该在技术上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在未来几年中改革的时机完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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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亚当·斯密先生来操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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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铁路更需要做一次历史性改革的是人人诟病的医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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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医疗体制动手术，谁是最好的操刀手？不是卫生部部长、不是卫生体系的理论家，也不是口口声声把“群众”挂在嘴边的“新左”理论家。这个人是亚当·斯密。他已死去2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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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抬出亚当·斯密的灵魂来治医疗体制的病，是想证实看病是一个国家民众最基本的福祉，而不是最重的负担。给这样一个僵化的体系动手术，最需要的却是一位经济学家，是的，就像人们在看待铁路票价改革一样，请经济学家来把医疗的公共责任与组织效率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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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家人生了大病要住院，人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找熟人。这样一个哈哈大笑的答案充满了辛酸和幽默。当一种社会行为对于人的语言生理机能诱致这一条件反射时，表明个体已经受到的严重社会异化。现在只有两个行业还能让人在生理上留下病根：看病与上学。它需要亚当·斯密的魂灵和他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来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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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封闭社会对人的控制是用控制供给的办法来打断原有的经济供给关系，人为制造另一种供给关系，从而达到对于社会成员的控制。在探索早期的社会制度时，前苏联、中国早期的计划性体制，也是通过配给制与定价制两种方式在战时和平时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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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与教育作为两个公共生活领域，没有前两种手法那样典型，但其影子依然挥之不去。2010年，中国正式发布了允许外资与私人资本进入医疗体系的意见。在此前的多年争论中，医疗体系在资本进入上拒绝改革的借口是：这是一个人命关天的地方，私人进入医院这一行业就有草菅人命的嫌疑。“私人”一度是一个被妖魔化了的词语，它同样是那个年代在心理上诱发人们不良反应的词语，在很多场合都在用“个人”或“民营”代替。在产权上，公有医院想以日耳曼式的“血统论”来驱除私人股权的进入。还有一个是财政收入问题。医院费用是财政收入的重要进项，在一个公民社会中，财政的主要收入是税，在非公民社会中，财政重要进项是费，大量的公有医院是费的提供者，这是改革的另一个制约力量。公有医院的有限的高级资源为少数人服务时（我们说的找熟人），使这种有限资源的不正常性成为常态，成为社会等级的表现工具。为国家提供“费”往往有信用的不透明和关联交易之嫌，公共名义只是一顶帽子了，在具体的医院和具体的个人行为中，权力不断获得寻租的机会，这种机会最后演变为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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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关天”的社会理由后面掩盖了两个事实：产权的单一化与财政收费的背景。亚当·斯密如果给它下刀的话一定是产权多元化，让私人与外部资本进来，形成有效竞争的局面，在总体上提高医疗领域的生产效率，降低资源使用的社会成本，并在长期形成医疗系统的新道德体系。在多种所有制下，医生形成职场，医院才有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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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年的医疗体制改革讨论中，有两个注解是严肃讨论氛围中的小点心：一个是哈尔滨500万元的天价看病案；另一个是，有媒体报道京北的一个别墅区里三类人最多：医生、教授、山西煤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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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怕挟患者为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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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的方法可以渐进，但目标必须绝对，即使这样，最终的局面仍然可能是结构性垄断与小规模民营或外部资本参与竞争的局面。不同于其他行业，医改即使下猛药，最终达到的结果也许只是60%或70%。公立医院其垄断性的影响力量需数年甚至数十年才会改变，其制度变化的粘性和房价一样，不会在一朝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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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与教育不同于中国其他产业的改革，在国家的政治机构系列中，它们划入事业单位，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披着公共色彩的外衣。因此，就有了白衣天使、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道德荣誉。去掉这一层光环后，我们把这两个行业麻醉后做手术发现，白天他们不管是政要还是明星，在手术台上都是一个生物体。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医改的手术才能看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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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的保守派们最大的护身符是“群众的生命安全”。这突然让人想到拉斯韦尔在50多年前写过一本小书《政治学》，他曾这样尖锐地写道：凡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去推行自己“象征”（意识形态）的，一定是精英对于群众的控制手段；凡以公共为名的去获取公众支持的人，一定是政客。阻碍医改的人也并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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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个关乎人命，一个关乎人的灵魂，但看病与教育是最基本的公民生活，即使关乎人命，经济学的灵魂也无处不在，一个下刀的医生其道德诉求我们无从把握，但一个市场化医院中的医生其职业道德不是以群众关怀的名义，而是以一个职业人的名义来进行的。为什么？他有合理的薪水，有合适的社会尊重，他有自由的职场，当然，反而他的身上聚集了优秀的人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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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行政序列的安排，医疗与教育仍然是可以进行有效制度安排的。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是私立的，最好的医院也是私立的，在一个经济体股权结构已经高度混合的背景下，那种在意识形态上仇视私人的时代早已过去，并在当代早已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最近一个私人利益关怀社会利益的案例是富豪捐赠案，美国的顶级企业家呼吁全美国的富人捐出1/2的资产。2010年，美国富豪比尔·盖茨（微软创始人）、巴菲特（伯克希尔公司掌门人）、扎克伯格（FACEBOOK创始人），均确定，他们将把1/2的财富向社会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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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如果现在你去一个体检中心，从护士到医生都很客气，因为你是客户，体检中心只是市场化了的医疗机构的一个小模块。公有医院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改进。现在，我们还害怕买不到粮食吗？可是在1988年，城市粮油关系是一种多么重要的生活依靠，其改革难度远远超过今天的医疗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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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上的制度安排不但可以进入人命关天的地方，连仿佛天然公共的地方都可以进入，制度经济学家们研究的“灯塔理论”是一个最好的案例。早期，经济学家们举例说，英国的海上灯塔，其光亮所有船只都可以共享，无法做出私有的制度安排，因此，只能公共建设；后来，经济学家科斯发现，它与船只之间有一种自然而有趣的合约安排，免费使用灯光的人之间竟然是有合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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