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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断言：企图通过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膨胀式达到社会目的的人都是自负的，也是通向奴役之路的不二选择。作为经济哲学家的他，用扩展秩序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建立了理论阐释体系，也为中国30年来最成功的改革案例作了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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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二十章 国家经济主义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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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在全球盛极一时。欧美的民主党信仰者在惊慌地阅读着可能平行流入亚洲的工作机会；中国华南与印度班加罗尔热气腾腾的生产与外包基地则心怀喜悦地畅想技术带来的民主世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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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元素像流行元素一样悄悄地释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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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主义在整个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全球传播并非个案，从俄罗斯到中国，从法国到美国都在发酵。不管是俄罗斯的石油政治还是法国与中国的传统大陆政治，也不管是美国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启动的国家强力干预，国家经济主义都在悄悄地抬头。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经济哲学指导的历史钟摆已经到另一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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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前后，一首政治歌曲在俄罗斯的青年时尚人群中传唱，它的歌名叫《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那个能开战斗机、能枪击发狂的大熊、爱玩柔道的冷酷形象的前克格勃现为俄罗斯新总统的普京成为一个时尚符号，这首先感谢高盛公司在舆论上操控的全球油价节节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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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休克式”改革后，带来的眼花缭乱的资本主义符号突然间让这个曾经饱蘸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感到了深深的失落。叶利钦炮打议会后，苏共政治威权瓦解，但叶利钦和大部分东欧国家盼望的面包并没有到来，一夜间俄罗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寡头，他们几乎将俄罗斯几十年积累的基础资源与设施全部私有化。普京的国家经济主义正是以此为切入口而成为俄罗斯政治的强心剂。俄罗斯没有走苏共的道路，但也没有最终按照弗里德曼式的道路去走向自由资本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流变是西方的政治观察家所没有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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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恰恰是“9·11”事件后全球政治思潮演进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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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是欧美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水岭，东西方冷战语境下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战，在整个东欧倒塌十年后，更换战场，上演为文明的冲突。传统政治的语言体系在拉登炸毁了美国的世贸中心后，逻辑规则出现了混乱：阿拉伯部落力量的信息超限战，在一个互联网传播语境下，实现了弱势力量的中心化，边疆意识形态放大为中心；俄罗斯则在普京的“国进民退”战略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平衡，寡头政治受到了抑制；欧盟与中国旷日持久的纺织品谈判与贸易报复战暴露了传统自由市场观的狭隘之处。中国自己则在全球化的突飞猛进中，因为人民币升值与全球商品牛市带来的意外之喜，庞大而陈旧的国有企业一夜间成为维新巨人；也是从《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流行不久，“国进民退”成为2000年代后半段中国经济理论界争鸣最激烈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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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政治框架的掩盖下，国家经济主义在20世纪80～90年代一直潜行在欧美的经济信仰体系之下。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的思想体系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在互联网出现前度过了它最后的一段美好时光，这也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信仰的最后一个西方经济学典型版本。互联网与全球化的并行，虚实结合地重新书写了一个阶层抹平的世界，它完全改变了既往的全球经济语境。世界制造外包到了中国，世界服务外包到了印度，两个东方人口大国突然间因为经济量变而质变为两个“高点”——亚洲升高了，欧洲降低了；大西洋变宽了，太平洋缩窄了；全球化结构性地出现在中国与印度了，自由资本主义理论性地进入学院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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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在全球盛极一时。欧美的民主党信仰者在惊慌地阅读着可能平行流入亚洲的工作机会；中国华南与印度班加罗尔热气腾腾的生产与外包基地则心怀喜悦地畅想技术带来的民主世界的未来。不过，好景不长，世界固然是平的，当利润与就业从美国和欧洲流出的时候，国家的边界重新徐徐升起，将抹平的世界重新切割成一张全球地图。马歇尔·麦克卢汉在1960年的马夫里特论坛上曾经形象地比喻说，加拿大是一个艺术化的角色，它作为一个边疆的角色提醒美国，美国不是世界。“9·11”事件之后，本·拉登的存在也先验地提醒美国，在政治与宗教地图上，美国只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世界；中国的世界工厂也在经济上提醒美国，美国不是全球经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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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经济主义思想下，“经济外交”的提出在中国不是偶然的。传统的政治大国在调整外交在经济交往中的权重，外交部的年度工作总结中，经济外交都有了一个加着重号的强调。“人民币”第一次将中国企业鼓励到更远的土地与市场上去发展，货币扩张对于国家经济与政治产生了第一议程式的影响，中欧纺织品谈判的胜利、中国铁矿石谈判的失败则正好用两个例子证实了国家经济主义在全球化中扮演的新角色。互联网的全球同步传播，使国家间的文字交往史突然逆转为口语交往史，这使得外交官们在冷战结束后重新找到了火热的战场。人们会看到的是不断扩大的经济外交功能和渐渐缩小的纯政治外交功能。“中非论坛”就是一次西方传统眼光中负面意义重重的中国经济外交行动。中国在非洲的特别年代经营而预留的种子，在人民币升值与中国的企业扩张中，获得了一个格外的契合而成为新兴大国与新兴市场的联手行为，这样的发展与合作模式也是出乎很多传统西方政治观察家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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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家经济主义，对内表现为2000年代后半段的“国进民退”的企业发展环境形成。这与此前的“国退民进”的国企改革宣言是完全相反的。至少在2010年前，国有企业奇迹般的黄金发展令它的话语权激增。作为一个世纪关键字，“国进民退”在技术层面的问题之外，最值得思考的是它对于中国的政治意义：一方面，“央企行业化”的垄断式发展，让它在中央部委和省级政府之外，成长为一个中国隐性的行政架构第三级；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语境在现阶段并不能在绝对意义上接受一个完全由民营经济主导的社会。国资委这个非中央部委的机构，虽然它的权限还没有完全介入到金融与军队的全套经济体系中，但总体上说，它把自1949年以来中国传统工业与农业架构中的核心力量全部聚合到了一起，形成了几十个在全球都有影响力的庞大的、小社会式的央企集团。这些集团因为其地理跨界与行业跨界而成为左右国家政治走向的新力量，这一点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才慢慢为政治观察家们所发现。央企集团首先在全国划界了自己的垄断范围，然后在产业链上划界了自己的基础地位，最后通过“产融结合”尝试成为举国轻重的大型财阀。上个世纪后半段，日本与韩国的国家主义宠儿——财阀，在中国的政治架构中成长为一个合法的力量。以中国石油为例，它在石油的全产业链上不仅布局深远，同时，通过金融布局，慢慢渗入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全套金融产业链。这种闭合式庞大企业集团已经成为中国的新第三极政治力量。最新的一些标志是，自2000年以来，大型央企业集团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人或中央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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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主义是2000年代后期最大的一个让全球化推动者感到不安的话题之一。21世纪开始的头一个10年里，国家经济主义徐徐登台：从法国到俄罗斯；从美国到中国；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国家重新解释了自己的经济功能，它的话语权不断加码，在政治上将全球化、经济组织（包括WTO）一度推到了边缘，这是历史的钟摆回调还是国家主义最后的灵光？法国为空中客车这样的大宗物资寻找买家，美国就要为波音寻找买家，中国也知道，大飞机多么的重要并且在2010年的珠海航展上首次接受了几十架大飞机订单。美国的第二轮量化宽松与民主党在美国的政治主张虽然不一致，但奥巴马必须绕开民主党的自由市场与传统资本主义思维模式，从中国和印度为美国要到上百万个工作岗位，虽然华尔街已经为他和民主党投出了反对票。澳大利亚与加拿大过去是欧美的边疆，他们今天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资源输出国，澳大利亚的资源垄断力量，在2009～2010年就完全改写了陆克文的政府理论，并成为国家经济主义的代言者。加拿大则完全否决了必和必拓这一全球能源巨头对于加拿大钾肥公司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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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在工业革命后的发展史能够看出，经济危机每次到来的时候，意识形态的崇高性就会收缩一次。国家经济主义并不是未来世界的决定性经济主导信仰，但它在2008年后的金融危机中，已经让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的信徒们靠边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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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国一叶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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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喜欢神秘主义，就可以从一些奇特的细节去一叶知秋，因此，不得不提到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一次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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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春天，在欧盟的一个大会上，由于发言者在发言中把法语改成英语，法国总统希拉克率两名财政高官抗议性退场。旋即，当法籍的一名欧盟高官出来发言时，希拉克又重回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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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克传出的信号让意大利人不安，这是法国强烈的国家经济主义的信号。那段时间，为了阻止意大利的ENEL公司收购法国的能源商SUIZ，法国甚至让国有的天然气公司收购了后者。更早一些，印度钢铁大王米塔尔想收购卢森堡的阿塞洛钢铁公司时，法国人同样传递了要否决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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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精神强大的欧洲，法国是资本主义色彩最浅的国家。在近现代的数次革命中，法国的社会主义同情者与他们的艺术关怀世界的气质混合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理想。在欧洲的一体化中，法国人心中的起起落落始终伴随着欧洲分裂的不安信号。这种戴高乐主义在2000年代初的全球化高潮中，面对中国与印度的崛起，面对欧洲的传统生产工业受到的冲击，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中沉积许久的国家经济主义都在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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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主义的思想蔓延对于想理性地享受一体化市场的欧洲人来说是一个威胁。当一种新气候慢慢到来时，再坚强的鸟类也要作出本能的改变。在意识形态领域，这样的一种威胁有时候走的是回头路，但人人会感到自危，每个国家都感到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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