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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希腊与葡萄牙在2010年因为主权财务危机而焦头烂额时，欧盟的财政信用也显得那样微弱，法国因为苦心经营的、在欧洲政治架构中保守的国家经济主义反而获得了特定环境下的成功之路。这个有着欧洲生产效率较低下的大型国有企业系统的国家，同样有着庞大的工会势力与农业力量，农政与国有企业主导下的政治信仰培养了一种较为低级的混合资本主义，这使法国经济成为欧洲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较小的地区之一。2010年的G20峰会前，在讨论全球化架构中的国家利益战中，中国国家领导人重新访问法国，两个大陆国家出来平衡G20的声音，是法国与中国的国家经济主义又一次特别的携手。这就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欧洲的政治现实。同样，也是全球的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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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一叶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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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一叶也是中国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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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借助互联网开展的规模庞大的改革争论中，最大的一个后果是国家经济主义的重新强化，对内表现在“国进民退”的企业环境的演进。虽然没有做出明确的制度安排，国有企业在一种微妙的气氛中获得了特别的支持，它们好像在一夜间突然搞明白了前30年从美国进口的企业制度理念的真相，突然间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卡位战，它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渠道、自己的资本来源、自己的渐渐自信的企业文化与自己在国家经济中的新角色。这一变化速度之快超出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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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公案”揭开的不是企业治理研究的技术性争论，最终的是所有制是与非争论。随后，方向悄悄地起了一点变化。2005年，国家发改委的“中国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很多中央部委都提交了表态改革的具体工作方向，可视做信号的转变。甚至有一些人提出重新提振原国家体改委的机构地位，在改革最关键的时候继续保持理论的上攻姿态。但是，这种争论的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吴敬琏2005年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中抱怨说，本来是改革攻坚年的2005年最后一度变成了争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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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在哲学的解释中，是事物本身发生的反向运动，它的内生性转化意义是研究的重心，逆转发生的环境却没有被作为一个核心因素。可是，在信息化杂交并改造了全球化的基因后，环境的因素改变会让历史的发展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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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资本主义黄金的20世纪80～90年代，全球政治的三个山峰是均衡起伏的，国家经济主义、国际经济组织、经济类非政府组织的相互对应式发展没有失衡。全球经济的话语权仍然在欧美世界，国家经济主义可以藏身在形形色色的国际经济组织后面，无论是IMF还是世界银行，都是欧美主导的话语体系，全球化也是潮水向东流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单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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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国正在通过改革，以适时捕捉到一些全球化的红利。即使是从上而下的重商主义，即使是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大手术，国家经济主义在中国的能量都没有足够引起国内的经济体制失衡与欧美国家经济主义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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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逆转发生在“9·11”之后，这本书把中国的黄金十年定义在1998～2008年是基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二度受到重创，无法再与中国齐头竞争，“四小龙”则因为出口模式的破灭而完全消沉；二是“9·11”后，美国遇到的不只是阿拉伯人作为反对力量的出现，而是这个国家在100年发展史中自信心遇到的第一次打击，斗争的形式从外部逆转为内部，战场从国家战争逆转为个人与国家的战争。美国的精力放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5年已经为中国准备了了不起的历史突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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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厂”催生了中国东南沿海漫长的海岸线上形形色色的中小型企业，“全球商品牛市”唤醒了计划时代建立的具有庞大的基础工业架构的国有经济体系。量变向质变的转化正是在这一段黄金时期内发生的。改革的量变式发展也因为这一段变化而基本吃尽了它的环境红利（全球化、劳动力、国家的青春期思想）。“国进民退”正是发生在这样一段真空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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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的成立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在官僚架构上，是国家经济主义的一种组织安排。国资委不是中央部委，也不是一个出资人机构，它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设计。国资委虽然在压力下一度叫停了国企管理层的MBO，但它在国家经济主义战略指挥中有几点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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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立了国有企业的一段特殊时期的自信心。一场亚洲金融危机，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使百年来困挠中国“经济强国”梦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商业世界的迷雾突然散去，真相大白于天下。无论是中国石油商的全球征战，还是电信商超越欧美电信巨头；无论是装载着工业梦想的装备行业历史性复苏，还是脆弱的金融企业安全渡过全球金融危机，国资委治理下的国有企业体系凭借它在计划年代布局了几十年的庞大的、令人惊叹的基础工业体系而成为一个复兴新领域。国有企业也享受了意想不到的人才优势，那些在海外工作的华人和在国内大型外资企业中工作的中国商业精英，开始有一部分人慢慢回流到国有企业。自信心的恢复是“国进民退”的基础，也是最重要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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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国有企业学会了资本运营。20世纪90年代，优质的国有资产在美国和香港上市时都是资产不自信的打折出售，但在那样一个年代，能够把外国的人钱拿进来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这是它在当时的历史合法性。2000年代，在人民币升值这一因素下，A股的上升波涛中，一批又一批的国有企业开始进去圈钱，拿到大把的融资后重新布局自己的产业与定位。这种有计划的资本排队，为国有企业的重振准备了前所未有的好条件。学会资本运营是国有企业在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这10年中炼就的杀手锏，虽然这种资本动作带有国家在制度上的关联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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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央企的经济力量已经深深地改变了它在国家政治结构中不可言说的独特地位。在计划经济年代，庞大的央企是属于几十个中央部委所管辖的。石油部下面管着石油企业，冶金部下面管着钢铁与有色企业。朱镕基主持的政府改革后，很多计划类中央部委取消，变成了行业协会与二级局，有的干脆撤销。国有企业重新强势后，“企业行业化”是大型央企为自己找到的政治新空间，央企的身份在语境上潜藏了一种等级的同时，也在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博弈中划出了自己的地盘。“企业行业化”对于中国石油这样的公司来说，理论上意味着一个行业和一个企业话语权的合一。在甩开了原来的主管中央部委后，由于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通道没有断开，大型央企纷纷建立了自己的辐射型功能强化的生存模式：借助黄金发展期通吃全产业链而上下游垄断；借助人民币升值吃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借行业垄断而实现企业行业化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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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看到，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在企业发展最近的演进路线上，已经具有了一种隐性中国行政结构第三极的实际存在：在中央部委、地方政府这一传统的横纵行政架构外，央企作为一个第三级力量存在着，比如在国家能源局出现前的几年，三大石油商便行使着一种准行业自律与游戏规则制定权。同时，中央企业是“事业部”式平衡地方政治力量的组织，很多中央企业的领导人是正部级别的干部，他们在媒体的话语权、经济上的话语权、制度表述上的话语权有时完全可以与中央部委相平衡。在国资委把央企从100多家准备转变为三四十家大型企业集团后，国资委对于央企的“产融结合”在理论表述上也有松动。产融结合是一个阶段性政治话题，在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当下的政治语境中，它的合法性在不断加强。央企的庞大体系性分布与跨产业链的势力分布，对于传统的中央部委政治力量与省级政治力量都形成了强有力的平衡。从一定意义上说，横跨产业与金融领域的大型央企集团，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这种类似日本财阀式的大型集团并不是政治上的稳定器，反之，它对于文官政府的宏观调控与较为弱小的社会性组织形成更为强大的压力。超级企业集团并不是政治与经济的稳定器，一旦出现经济危机，这些恐龙的“阿喀琉斯之踵”将会重新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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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除了中央部委与央企的政企不分的结构之后，央企就像国家经济力量的一个“事业部”，介入了地方的企业力量整合。尤其对一些能源与资源较丰富但经济落后的省份来说，央企对当地国有企业的收编已经完全超出了技术层面，给当地经济发展投下了不安的阴影。新疆重新调整资源税的央企与地方分成就是对过去央企与地方税收以及收益制度安排的一种主动调整。这种制度调整之前，地方财政在困乏中只能凭借卖地而获取收益。尤其是一些资源与能源大省，他们只持有大宗物资作为地方经济的主要经济来源，与其相伴而生的是社会的一种不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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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传播学家伊尼斯与麦克卢汉很早就注意到，作为美国和欧洲的“边疆”，加拿大的皮货、资源等大宗物资与欧美世界的交往，使加拿大一直处在一个边疆的位置和一种隐约的不稳定状态中。在亚当·斯密的学说中，只生产资源的国家（包括省份），即使是大量出产白银的南美，白花花的银元只是作为一种矿产在输出，并未提升它的经济自身实力；阿拉伯世界只在输出石油，而自身并不是因为石油的应用而获得了汽车工业或消费业的发展。央企与地方的2000年代后期的经济交往关系中已经隐约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在传统政治意义上治理边疆的模式做出改变后，它们的经济交往方式也需要做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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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学术界的讨论中，“国进民退”已是一个负面意义的用语。实际上它划出了国家经济与民间经济的比例关系。我们可以这样划分1998 2008年或2000～2010年10年间的中国企业史，前五年是国退民进，后五年是国进民退，各胜一场，1∶1。把它视做历史的钟摆，是安慰批评者的一个理由。法国的混合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是很多大陆国家所有制的基本现状。谨慎的乐观对于中国的企业阵营博弈能够给出的也是这样一个期望。国有企业从计划年代开始到现在，将近60年的历史积累是一笔了不起的资产，它沉淀着中国大量的社会劳动，这也不可能是民营企业在一夜间就能追上的。但毕竟民营企业的崛起是中国30年改革取得巨大成果的标志之一，民营企业的消沉与边缘化象征着它们生存环境的恶化，这才是“国进民退”最值得制度性思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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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回到垄断时代，是国进民退的浪潮中国有企业最大收获。大型央企从最初地固守资源或基础产业上游，开始全产业链通吃。中粮集团从农田到饭桌的产业链通吃，中国移动从话音业务到增值业务甚至到硬件的全产业链通吃，中国石油从开采、生产到渠道的通吃，都在证实全产业的垄断的现状。技术层面上的全产业链通吃就是企业竞争意义上的垄断。民营企业作为中小竞争者出现时已经到了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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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讨论过“国进民退”的中国的严肃经济观察家都难以在情理上完全给出这样的评论：绝对的民进国退，至少在公元2010年的现状下也是不可以的。国有企业的垄断在技术层面是被诟病的地方，但在政治层面有其一定的合法性；如果民营企业在当下占有国有企业一样的全行业垄断，在政治上则缺乏合法性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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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是对休克疗法后的俄罗斯政治的一种反动。普京让形形色色的寡头交出手中占有的俄罗斯成条的产业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从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私有化运动到2000年后俄罗斯的石油经济支撑起国家主义的过程，他们对于西方私有化理论的热烈欢迎期只有不到10年。在苏共执政了几十年后，一夜间把苏联的经济积累拱手让与私人，在俄罗斯人的政治情感与政治伦理中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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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是在上个世纪承受了全然不同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国家，它本身有欧洲的文化基础与资本主义积累，它也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混合着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当下，也是它在法律与政治伦理中可以承受的现实。哈贝马斯认为，法律的基础是社会道德的现实，这一句话可以用来理性分析2005年下半年的国进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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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民退”中的国有企业在全球化环境中享受到的另一种“势”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2000年后开始的一轮全球商品牛市。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前，商品市场历史性地诡异地上涨不是偶然的，我们无从用《货币战争》式的证据去理解其中的秘密，但商品市场的上升，一般是从对强势货币的战略看空开始的。那轮商品牛市，在金融危机后休整了一段时间后，2010年又一路狂起，在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后，我们还不知道它何时停止。但这种周期如果持续10年就能为商品现货市场、为所有的公司提供巨大的全球资本，也能为他们提供市场整合时间与巨大的整合空间。在国资委主管的大型的央企中，主体是资源性行业、上游行业、基础性行业，它们的的确确地享受了石油、煤炭、钢铁、有色金属、农产品价格上升的意外红利。那些曾经被判了死刑的国有企业突然间恢复元气并青春勃勃。他们手持大量的从A股和商品市场获取的资本开始大展拳脚地产业整合，并在资本市场上赚取了一大笔泡沫资本。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09年房地产泡沫的最后期，那些出手天价获得土地的公司全是央企旗下的房地产公司。2010年两会刚开，中国中化旗下一个默默无闻的方兴地产，像阿拉伯石油商一样阔绰地抛出几十个亿，拿下了北京广渠门外的一块天价土地，一时舆论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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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民退”一度是2008年中国经济界讨论最多的话题。如果历史的语境已改变的话，国有企业需要为自己享受的制度性红利作出自己的补偿。这种“赎罪”行为的最好朝向是社保基金。为全体国民建立的保障体系，需要与国有企业的所有制伦理属性对接血统。庞大的国有企业少得可怜的红利上缴，目前只是初尝制度化安排。如果全部用于社保体系，在国家的政治道德层面获得认知，则为自己的垄断合法性至少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如果不是这样，在下一个十年中，尤其在经济结构转型成功后，国进民退的语境将会完全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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