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487217
大型央企的经济力量已经深深地改变了它在国家政治结构中不可言说的独特地位。在计划经济年代，庞大的央企是属于几十个中央部委所管辖的。石油部下面管着石油企业，冶金部下面管着钢铁与有色企业。朱镕基主持的政府改革后，很多计划类中央部委取消，变成了行业协会与二级局，有的干脆撤销。国有企业重新强势后，“企业行业化”是大型央企为自己找到的政治新空间，央企的身份在语境上潜藏了一种等级的同时，也在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博弈中划出了自己的地盘。“企业行业化”对于中国石油这样的公司来说，理论上意味着一个行业和一个企业话语权的合一。在甩开了原来的主管中央部委后，由于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通道没有断开，大型央企纷纷建立了自己的辐射型功能强化的生存模式：借助黄金发展期通吃全产业链而上下游垄断；借助人民币升值吃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借行业垄断而实现企业行业化的转身。
1704487218
1704487219
不得不看到，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在企业发展最近的演进路线上，已经具有了一种隐性中国行政结构第三极的实际存在：在中央部委、地方政府这一传统的横纵行政架构外，央企作为一个第三级力量存在着，比如在国家能源局出现前的几年，三大石油商便行使着一种准行业自律与游戏规则制定权。同时，中央企业是“事业部”式平衡地方政治力量的组织，很多中央企业的领导人是正部级别的干部，他们在媒体的话语权、经济上的话语权、制度表述上的话语权有时完全可以与中央部委相平衡。在国资委把央企从100多家准备转变为三四十家大型企业集团后，国资委对于央企的“产融结合”在理论表述上也有松动。产融结合是一个阶段性政治话题，在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当下的政治语境中，它的合法性在不断加强。央企的庞大体系性分布与跨产业链的势力分布，对于传统的中央部委政治力量与省级政治力量都形成了强有力的平衡。从一定意义上说，横跨产业与金融领域的大型央企集团，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这种类似日本财阀式的大型集团并不是政治上的稳定器，反之，它对于文官政府的宏观调控与较为弱小的社会性组织形成更为强大的压力。超级企业集团并不是政治与经济的稳定器，一旦出现经济危机，这些恐龙的“阿喀琉斯之踵”将会重新暴露。
1704487220
1704487221
在消除了中央部委与央企的政企不分的结构之后，央企就像国家经济力量的一个“事业部”，介入了地方的企业力量整合。尤其对一些能源与资源较丰富但经济落后的省份来说，央企对当地国有企业的收编已经完全超出了技术层面，给当地经济发展投下了不安的阴影。新疆重新调整资源税的央企与地方分成就是对过去央企与地方税收以及收益制度安排的一种主动调整。这种制度调整之前，地方财政在困乏中只能凭借卖地而获取收益。尤其是一些资源与能源大省，他们只持有大宗物资作为地方经济的主要经济来源，与其相伴而生的是社会的一种不稳定状态。
1704487222
1704487223
加拿大传播学家伊尼斯与麦克卢汉很早就注意到，作为美国和欧洲的“边疆”，加拿大的皮货、资源等大宗物资与欧美世界的交往，使加拿大一直处在一个边疆的位置和一种隐约的不稳定状态中。在亚当·斯密的学说中，只生产资源的国家（包括省份），即使是大量出产白银的南美，白花花的银元只是作为一种矿产在输出，并未提升它的经济自身实力；阿拉伯世界只在输出石油，而自身并不是因为石油的应用而获得了汽车工业或消费业的发展。央企与地方的2000年代后期的经济交往关系中已经隐约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在传统政治意义上治理边疆的模式做出改变后，它们的经济交往方式也需要做出变化。
1704487224
1704487225
今天，在学术界的讨论中，“国进民退”已是一个负面意义的用语。实际上它划出了国家经济与民间经济的比例关系。我们可以这样划分1998 2008年或2000～2010年10年间的中国企业史，前五年是国退民进，后五年是国进民退，各胜一场，1∶1。把它视做历史的钟摆，是安慰批评者的一个理由。法国的混合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是很多大陆国家所有制的基本现状。谨慎的乐观对于中国的企业阵营博弈能够给出的也是这样一个期望。国有企业从计划年代开始到现在，将近60年的历史积累是一笔了不起的资产，它沉淀着中国大量的社会劳动，这也不可能是民营企业在一夜间就能追上的。但毕竟民营企业的崛起是中国30年改革取得巨大成果的标志之一，民营企业的消沉与边缘化象征着它们生存环境的恶化，这才是“国进民退”最值得制度性思考的地方。
1704487226
1704487227
重新回到垄断时代，是国进民退的浪潮中国有企业最大收获。大型央企从最初地固守资源或基础产业上游，开始全产业链通吃。中粮集团从农田到饭桌的产业链通吃，中国移动从话音业务到增值业务甚至到硬件的全产业链通吃，中国石油从开采、生产到渠道的通吃，都在证实全产业的垄断的现状。技术层面上的全产业链通吃就是企业竞争意义上的垄断。民营企业作为中小竞争者出现时已经到了边缘。
1704487228
1704487229
所有讨论过“国进民退”的中国的严肃经济观察家都难以在情理上完全给出这样的评论：绝对的民进国退，至少在公元2010年的现状下也是不可以的。国有企业的垄断在技术层面是被诟病的地方，但在政治层面有其一定的合法性；如果民营企业在当下占有国有企业一样的全行业垄断，在政治上则缺乏合法性语境。
1704487230
1704487231
《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是对休克疗法后的俄罗斯政治的一种反动。普京让形形色色的寡头交出手中占有的俄罗斯成条的产业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从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私有化运动到2000年后俄罗斯的石油经济支撑起国家主义的过程，他们对于西方私有化理论的热烈欢迎期只有不到10年。在苏共执政了几十年后，一夜间把苏联的经济积累拱手让与私人，在俄罗斯人的政治情感与政治伦理中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1704487232
1704487233
俄罗斯是在上个世纪承受了全然不同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国家，它本身有欧洲的文化基础与资本主义积累，它也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混合着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当下，也是它在法律与政治伦理中可以承受的现实。哈贝马斯认为，法律的基础是社会道德的现实，这一句话可以用来理性分析2005年下半年的国进民退。
1704487234
1704487235
“国进民退”中的国有企业在全球化环境中享受到的另一种“势”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2000年后开始的一轮全球商品牛市。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前，商品市场历史性地诡异地上涨不是偶然的，我们无从用《货币战争》式的证据去理解其中的秘密，但商品市场的上升，一般是从对强势货币的战略看空开始的。那轮商品牛市，在金融危机后休整了一段时间后，2010年又一路狂起，在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后，我们还不知道它何时停止。但这种周期如果持续10年就能为商品现货市场、为所有的公司提供巨大的全球资本，也能为他们提供市场整合时间与巨大的整合空间。在国资委主管的大型的央企中，主体是资源性行业、上游行业、基础性行业，它们的的确确地享受了石油、煤炭、钢铁、有色金属、农产品价格上升的意外红利。那些曾经被判了死刑的国有企业突然间恢复元气并青春勃勃。他们手持大量的从A股和商品市场获取的资本开始大展拳脚地产业整合，并在资本市场上赚取了一大笔泡沫资本。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09年房地产泡沫的最后期，那些出手天价获得土地的公司全是央企旗下的房地产公司。2010年两会刚开，中国中化旗下一个默默无闻的方兴地产，像阿拉伯石油商一样阔绰地抛出几十个亿，拿下了北京广渠门外的一块天价土地，一时舆论哗然。
1704487236
1704487237
“国进民退”一度是2008年中国经济界讨论最多的话题。如果历史的语境已改变的话，国有企业需要为自己享受的制度性红利作出自己的补偿。这种“赎罪”行为的最好朝向是社保基金。为全体国民建立的保障体系，需要与国有企业的所有制伦理属性对接血统。庞大的国有企业少得可怜的红利上缴，目前只是初尝制度化安排。如果全部用于社保体系，在国家的政治道德层面获得认知，则为自己的垄断合法性至少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如果不是这样，在下一个十年中，尤其在经济结构转型成功后，国进民退的语境将会完全逆转。
1704487238
1704487240
3.从1930年溯源
1704487241
1704487242
2004～2006年中国理论界大争论，虽然在几年内也没有获得多少共识，但它为随即的“国进民退”做了一些舆论造势。甚至可以说，那轮争论中互联网上对于中国既得利益阶层尤其是对民营资本的仇富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国家经济主义的出场做好了准备。对外的认识上，外资有毒论在一段时间内因为迎合了民粹的舆论而得到了保守人群的认知。
1704487243
1704487244
200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教授JAMES HAROLD在香港《信报》撰文认为，国家经济主义将有可能成为一种政治工具，那时，中国改革争论正酣。2005年，迪拜对于美国几个港口的收购引起的民众反映出乎美国政府意料，中国2004年对于优尼科这家小石油公司的收购同样引起了国家经济主义思维下的保守力量否决。
1704487245
1704487246
随后，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凯雷集团关于徐工机械的控制性收购，商务部投反对票。从逻辑上说，是一报还一报？不仅如此，这一思潮在欧洲也正抬头。JAMES的文章说，波兰正在反击外资对于本国银行的并购，中国在反对外资的垄断性并购，法国在阻止意大利电力公司对于其公用事业的并购，并防止意大利人去买卢森堡的阿塞洛钢铁。一位意大利部长说，20世纪初的情景正在蠢蠢欲动。
1704487247
1704487248
我们看一看历史的镜子。20世纪30年代是工业化高潮在欧洲的短暂收官，那时，国家经济主义一度达到高潮，国际化恶化的标志就是国家经济主义成为政治工具。20世纪30年代法国和德国都用过同样的手法处理金融事务。法国和波兰在这方面的敏感，与他们当年在欧洲的均势政治中的百年不利处境是有关系的。基辛格在《大外交》中，对于法国在黎塞留以后时代的叙述可以使人们相信，这个国家在欧洲大陆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的国家主义总是最高涨的。波兰夹在俄国与欧洲大陆之间，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悲剧的承受者，将来是不是也一样呢？
1704487249
1704487250
20世纪30年代欧洲国家经济主义沦为政治工具的现代版本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很多国家认为，他们的国家身份受到了威胁，因此国家经济主义的大旗必须高扬。其脆弱性的一面在2006年1月俄罗斯打压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中非常明显，JAMES认为，它推动了波兰人民主义右翼政府走上前台。
1704487251
1704487252
在全体国民的理性观偏差中（如文革），恐惧讨论越是深入和文字化，国家经济主义就越容易成为政治工具。过去10年的全球化浪潮中，各国对于能源的恐惧是推动很多国家经济主义抬头的第一因素。普京在俄国的做法正是这样，普京发动的国家经济主义使他自己合法化为俄罗斯无可替代的优秀男人。
1704487253
1704487255
4.新自由主义亢龙有悔
1704487256
1704487257
在测试国家经济主义思想的流行度时，张五常仿佛是一个反向指数。张五常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之一。
1704487258
1704487259
他的书在2000年代初期非常流行，《佃农理论》、《经济解释》等作品成为青年人的思想追随标的；他对于中国改革的乐观持续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治理结束和全球工厂模式的结束。此后，他的文章总体晴转多云或者晴转阴。2000年代初，张五常第二次北京之行获得了旋风般的效应。它在北大的演讲和媒体报道，让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想起80年代他与弗里德曼的中国之行。更早的时候，他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的一系列乐观的战略性预测，使美国经济学界对他的预言能力另眼相看。
1704487260
1704487261
张五常的文章转向是从郎顾公案后对于新《劳动合同法》的批判开始的。新《劳动合同法》是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最警惕的反向案例之一。张五常在那一年写了大量的文章批判这一法律，认为在人民币升值中，这种劳动资源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使中国经济的活力打了折扣。再往后，网络上对于民营企业的道德性歧视中，张五常的文章对中国经济的预测越来越偏负面。但与此同时，他的博客流量也在一天一天地下降。
1704487262
1704487263
国家经济主义强化是有它的意识形态土壤与民众基础的。在大众与庸众越来越将思考外包给他人的时候，情绪凝结的真理认识过程走向仇富并使大部分人认为这种认识是正确的；情绪同样在高房价的极端现象下使价格原理信仰者放弃立场，并希望极端地用政治手法解决；对于带有重大政治价值的经济观点票决的冲动已经完全取代了代议式决策。
1704487264
1704487265
张五常成为最好的华人经济学家是一件悲哀的事情。那时还没有微博，有一阵子，报纸上不敢提这个名字，因为它有一个危险的称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称其是新自由主义者，其称号的发出者必然是左的阵营。当时，学术与舆论空气里，一度似乎已经有一种拒绝理性的味道。
1704487266
[
上一页 ]
[ :1.704487217e+09 ]
[
下一页 ]